Category: 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结束。2022年10月25日晚，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权威文字版。在百度、微信等搜索工具中搜索“社会组织”与“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社会组织积极学习、热议二十大报告的报道。笔者作为社会组织领域的法律工作者也不例外，借此机会谈谈社会组织如何通过自己的工作更好地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一、如何实施“社会组织协商”？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社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渠道，那么社会组织协商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哪些？或者说作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如何将社会组织的工作与社会组织协商相结合？

第一，协商民主要组织引导群众开展协商。社会组织以为社会提供服务为宗旨，直接面对群众提供服务，因此可以在协商相关领域起到联系服务引领作用，促进党委政府与群众的沟通交流。例如，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宗旨。那么致诚农民工中心在国家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工作中，可以向党委政府反馈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各类可以改善的问题，甚至可以邀请农民工代表参与党委政府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相关研讨活动。

第二，协商民主需要增强协商的针对性，需要特定群体的参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往往可以作为特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参与协商。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就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

第三，协商民主需要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在乡镇、街道、社区中开展基层协商，在基层提供服务的社区（驻村）社会组织同样可以发挥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具有专业的社工、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等，有的还有自己的志愿者队伍。为了解决基层工作中产生的争议矛盾，有了中立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参与，更加有助于纠纷的化解。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第三次分配”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我们知道，“初次分配”是市场为主导的分配，也就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获得更多回报。“再分配”是政府强制力为主导的分配，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贫富差距。那么“第三次”分配的特点是“自愿”，也就是有意愿、有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不仅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企业家、慈善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也不仅限于我们传统认为的捐钱捐物。实际上按照慈善法的定义，任何组织或个人付出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当然也包括捐赠资金，以非营利的方式为社会贡献，都属于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那么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在慈善活动中处于中心枢纽地位。

对于有意捐赠资金的组织或个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慈善资金的管理者，按照自己的管理经验，让慈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于有意提供时间、技能等志愿服务形式的组织或个人，社会组织也可以作为志愿活动的组织者，把志愿服务对接到需要的受益方。

除了这些较为传统的公益慈善活动形式，社会组织还可以抓住第三次分配“自愿”的特征，把个体自愿为社会贡献与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相结合，设计更具有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例如，北京某社区社会组织，敏锐地捕捉到社区内育儿期女性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具有组团交流，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组织了“妈妈团环保时装秀”“妈妈团亲子交流会”等公益活动，取得了广泛的好评。

三、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从笔者的经验来看，大部分业务工作做的好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也做得不错。

那么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有的社会组织对党建工作认识比较片面，认为只是在办公场所里搞一些口号和照片，墙上挂一些制度，做做样子。这些社会组织并没有抓住党建工作的重点。笔者的建议是社会组织把党建工作当作与监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同行业社会组织沟通的平台。例如，云南某支教工作的社会组织，经过自己的争取，成功在云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联合党委建立了自己的支部，那么通过联合党委的平台，该社会组织可以很方便地与云南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也可以与云南地区其他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交流。一方面获取有利于自己开展工作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向监管部门反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获得监管部门的帮助。这样一来，党建工作就有了鲜活的内容，直接促进了社会组织更好地开展本职工作，也加强了社会组织横向和纵向的联系。

四、社会组织要做好准备，迎接更全面的信息公开要求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我们知道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法人，按照民法典对非营利法人的定义，很多社会组织往往是为公益目的成立。比如社会服务机构，就属于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性非营利法人。对于这种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的收入、他的财产，均不能在出资人、发起人、会员等之中进行分配，而是应该继续投入到为社会服务的公益事业中。因此，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性质。

我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已经针对慈善组织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信息公开要求。但是目前大量的社会组织并不具有慈善组织的性质，还没有法定的面向公众的信息公开要求。但是我们知道正在制定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中已经提出了对于全体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要求。再结合二十大报告对公益事业提出要完善办事公开，要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公益事业，可以预计将来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要求会更高。很有可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收支将承担法定的信息公开职责。那么我们广大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当前开展工作时，要更加注重做好财务、法务合规工作。

五、社会组织结合自己的工作领域，推动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与社会组织直接相关的二十大报告具体论述之外，社会组织结合自己不同的工作领域，也可以在二十大报告中找到对应，那么广大社会组织按照二十大报告的指导，开展相关领域工作，也是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的一种实践方式。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依法治国、文化自信自强、就业优先、保障人民健康、绿色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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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是指除了货币资产外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根据《慈善法》以及国内慈善领域实践来看，非货币性慈善资产主要包括股权、基金、债券、信托等金融资产，还有房屋、艺术品、车辆、物资等实物资产，还有土地/房屋使用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慈善组织在日常运作中，对于各类实物资产，比如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图书等，制定相应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财务上进行登记造册，每年定期进行折损、报废、变卖处理。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对实物性非货币资产的日常管理问题，而对于金融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的管理一直缺乏意识和制度性安排，更少关注到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

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将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定义为，慈善组织通过对其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管理，实现考核期内期末权益等于或大于期初权益，保值增值方式包括提取折旧额、变卖、授权、转让、投资等。

作者丨何国科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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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各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愈加严格。社会团体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也不能忘记了做好著作权风险管理，尤其是涉及对外宣传、报告撰写等与著作权高度相关的类型的活动时更加要重视著作权风险管理工作。

一、做好内容制作的素材来源授权工作

社会团体在开展对外宣传时，例如撰写微信公众号文章、微博、拍摄宣传视频时，难免会使用各种插图、背景音乐、视频包装等素材。如果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注意素材来源的授权，而是在百度或者一些非正式的素材检索平台中查找素材，那么很容易将一些图片社、素材公司具有版权的素材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到社会团体制作的文章、视频等作品中，从而导致著作权纠纷风险。而且这种滥用素材的行为也容易给社会团体造成负面的舆论影响，降低社会团体来之不易的社会公信力。

建议社会团体要建立自行制作作品的著作权管理制度，要求员工使用的素材尽量选用工作中原创拍摄或者自己制作的素材，如果要使用外部素材，那么必须在商用素材库中付费购买授权的素材，并保留素材购买记录，或者使用无版权的免费素材。这样基本上可以防范绝大部分著作权法律纠纷风险。

二、做好内容外包制作方的合同著作权管理

社会团体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时，涉及到比较专业类型的工作，例如纪录片、宣传片的拍摄、大型活动的视频包装等，一般采取外包方式，购买专业视频制作公司的服务。那么社会团体在与这些制作公司签署合同时，也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社会团体可以在制作合同中约定，制作公司选用素材应当获取素材作者的授权，这样可以降低制作公司滥用他人素材的风险，即便出现问题，社会团体可以要求制作公司承担明确的违约责任。

第二，社会团体可以根据需要与制作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制作成果的著作权归属。一些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可能会问，我委托他人创作的作品，著作权不应该属于我吗？实际上我国《著作权法》为了保护创作者的利益，恰恰做出了相反的规定。该法第19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因此，如果社会团体有必要取得作品的著作权，一定要记得在委托制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成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社会团体。

三、出现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应对思路

一些社会团体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等含有图片社具有版权的图片，但是却没有获得图片社的授权。很容易收到图片社的律师函甚至是起诉状，要求赔付高额的费用。这种情况反映出社会团体平时的著作权管理工作不到位，那么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团体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信力损失。

那么面对图片社的著作权侵权赔偿诉求，我们一般建议社会团体与图片社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目前人民法院对于图片社主张的微信公众号、网站页面等网络文章使用图片侵权的赔偿诉求，支持的赔偿额度一般在几百元的标准。社会团体在面对某个具体的图片社的赔偿诉求时，可以将该图片社的名称输入中国裁判文书网，很有可能可以找到该图片社大量的侵权纠纷判决。那么从中挑选一些时间较近，与本案类似的判决书，与该图片社谈判，作为赔偿价格的参考，一般都会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调解结案。这样就不必由法院出具判决书，公开社会团体作为著作权侵权人的负面信息了。

四、报告撰写等涉及员工和外部人员参与的著作权管理思路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像社会团体这样的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权利人。社会团体在开展工作时，时常需要组织员工或外部专家撰写报告，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做好著作权的管理工作。

我国著作权规定了自然人为完成法人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了特殊的几类情况（工程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作品），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是由作者享有的。因此社会团体组织员工或专家撰写报告，如果对著作权归属不进行约定，那么在著作权权属的问题上很容易产生纠纷。

建议社会团体根据需要考量，如果需要将报告成果的著作权明确归属于社会团体的，那么就与参与报告撰写的所有自然人签署明确的委托创作协议，在协议中约定清楚作品委托创作的报酬，著作权的归属。尤其是社会团体如果受出资方委托，比如政府购买服务撰写的报告，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中明确该报告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出资方。那么社会团体就更加应该采取上述的委托自然人创作协议的方式，明确著作权的归属，避免将来出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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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开展业务活动时，可能需要组织群众性活动。例如，一些体育类的社会团体，可能需要举办足球赛、篮球赛、游泳比赛等。还有一些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可能需要组织志愿服务活动。那么社会团体在组织这些群众性活动时，如何承担意外伤害的法律责任？如何做好意外伤害的风险的防范工作呢？

一、社会团体一般按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上，判断一个民事主体的法律责任，一般采取过错责任的原则。也就是过错越大，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大。至于如何认定过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个方面，按照民事主体所处于的角色、具有的职责进行判断，该主体是否按照正常注意义务要求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例如，对于社会团体组织篮球比赛，那么按照正常的举办比赛的组织者的工作职责，社会团体应当对比赛参与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进行适当的限制，在比赛活动现场，对医疗救护等安全保障措施进行适当的安排，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应该及时组织进行救护。这些职责或者义务，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当然会有区别，法律无法也没必要一一进行规定，但是对于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不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只要设身处地考虑就能想到。那么这些义务社会团体履行得越全面，过错就越低。

第二个方面，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如果规定了活动组织者应当履行特定的义务，那么活动组织者没有履行的，就视为存在一定过错。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越多，过错就越大。例如，社会团体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按照《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的规定，志愿服务有可能涉及意外伤害风险的，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应当为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如果社会团体没有履行前述购买保险的义务，那么法院就很有可能认定社会团体存在过错，进而导致社会团体在志愿者意外伤害事故中承担更高的赔偿责任。

二、社会团体是否可以与参与人约定不承担意外伤害责任？

一些人会问，是否可以让参与人签署“免责条款”，实现所有意外伤害责任均由参与人自负，社会团体作为组织方不需要承担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合同中约定的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无效。也就是说，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通过约定排除，社会团体作为活动组织方，如果被法院认定存在过错，那么不管是否签署了所谓“免责条款”，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免责条款”不仅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而且属于一种典型的“霸王条款”，是一种不尊重参与人的行为。因此我们建议，社会团体组织群众性活动，不要搞类似“免责条款”这样的单方面规避责任的行为。

三、社会团体是否可以利用签署协议、承诺书的方式降低风险？

虽然社会团体不能直接通过签署协议、承诺书单方面免责，但是通过要求参与人签署协议、承诺书，并在协议或承诺书的文本中提示风险、要求参与人遵守安全管理规范，确是一种具有相当可操作性的有效减低风险的手段。

例如，社会团体在组织涉及户外开展活动的志愿服务时，可以在与志愿者签署的志愿服务协议中，着重体现安全提示条款，志愿者应当注意交通安全、用电安全、气象灾害风险，不要搭乘、驾驶非法交通工具和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交通工具（有数据显示很多志愿服务活动的意外事故是驾驶超国标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不要擅自解除不熟悉的电器设备，不要在恶劣天气中擅自外出，不要接近鱼塘、水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不要实施攀高、涉水、剧烈运动等可能造成危险的行为。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应当及时向志愿服务组织者汇报行动时间地点，便于志愿服务组织者进行管理。

对于不同类型的活动，社会团体可以参照上面的例子，举一反三设计对应的安全提示条款。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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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的经费来源和合规收费

社会团体的出资人与公司的股东有何区别？

出资人可以撤销社会团体的决定吗？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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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团体是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因此社会团体的会员数量是社会团体提高其影响力和实力的重要指标。实践中，社会团体为了吸引一些知名个人或单位作为会员加入，可以设立分支机构，也就是让某个重要的个人或单位加入社团后，作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这种安排往往可以以点带面，吸引一批相关领域的会员同时加入社团。当然，社会团体从内部管理、业务划分等其他角度出发，也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安排社团信任的人士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

随着2014年民政部民发〔2014〕38号通知的发布，各地民政部门基本取消了设立分支机构在登记机关的行政许可要求，社会团体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即可完成分支机构的设立。各方面因素综合之下，一些社会团体超出自己管理能力，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分支机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存在一定法律风险的，应当引起社团负责人的重视并进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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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签合同导致社团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的核心风险即来自于此条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很容易导致社会团体承担法律责任。

例如，北京某商会设立并公示了分支机构名称和负责人姓名，该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分支机构名称签署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租赁某厂房，年租金30万元，租赁合同中有分支机构负责人签名和分支机构印章。商会对此事并无知晓。后该分支机构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出租方将商会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租金30万。该商会以不知情抗辩，法院不予认可，判决商会支付租金30万元。

在上面的案例中，法院从出租方视角出发，只要有理由相信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的真实性，那么该负责人与出租方签署的租赁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分支机构负责人签约事宜是否获得商会内部批准，则属于商会内部管理事宜，与租赁协议的效力无关。实践中，一些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未经社团许可，利用其在社团的身份以社团分支机构的名义广泛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发表讲话、为企业站台，甚至签署协议、接受捐赠等，所谓的“体外循环”并不少见。这些活动一旦发生纠纷，都可能导致社会团体承担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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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管理风险的防范

正是由于上述分支机构法律责任承担规定带来的风险。社会团体的监管部门从保护社会团体的角度出发，要求社会团体不能超出管理能力设立过多分支机构。为了加强分支机构的管理和风险防范，降低分支机构在社会团体“体外循环”给社团带来的风险。我们总结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法律风险防范的若干要点建议：

（一）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慎重讨论，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制作会议纪要，妥善保存原始资料。

（二）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时最好公示其活动授权范围，可以考虑明确禁止分支机构刻制印章、以自己名义签署协议、接受资金等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的行为。

（三）社会团体对已设立的分支机构要进行全过程监管，要求分支机构提前报备活动开展情况，并定期通过网络检索等方式检查分支机构是否存在未向社会团体报备私自开展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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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监管的法规政策

除了上面的风险防范建议以外，民政部等社会团体监管部门还发布了一系列分支机构监管的法规政策，包括《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4〕38号）、《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规范管理的通知》（民社管函〔2021〕81号）等，对于分支机构的命名、财务管理、收费管理、活动开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于这些法规政策，社会团体负责人也应该及时学习，必要的可以组织员工研究并转化为社会团体内部的分支机构管理制度，通过章程规定的程序，作为社会团体的内部管理制度，要求各分支机构负责人学习遵守，规范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管理工作。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相关链接

民政部社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规范管理的通知

不规范的分支机构是定时炸弹？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建设培训第二讲

健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的八点建议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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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团体可以制定绩效工资形式的薪酬激励制度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反复强调社会团体作为非营利法人，依法不得分配利润，社会团体的收入应当全部用于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这里“不得分配利润”指的是不能出现某人没有付出对价，就从社会团体中取得收入；如果某人作为社会团体的员工付出了劳动、作出了贡献，他获得工资收入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就是社会团体将收入用于自己开展业务的情形。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如果某人为社会团体作出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人，那么社会团体按照市场公允价值的标准，为这个人支付的工资当然也可以大于其他人。反过来说，社会团体当然可以制定绩效工资的薪酬激励制度。

关于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薪酬制度问题，2016年6月14日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101号），其中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对内部薪酬分配享有自主权，其从业人员主要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应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科学评价不同岗位从业人员的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和核心人才倾斜，对社会组织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从业人员，要加大激励力度。

二、公益性社会团体不能制定根据捐赠金额提成的绩效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为公益目的成立的社会团体，例如某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等主要依靠捐赠收入运营的，这些社会团体不宜将捐赠收入按固定的比例提成，作为引入捐赠员工的绩效工资。因为这种制度相当于引导员工仅仅关注接受捐赠的数额，而不关注公益项目是否解决社会问题，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团体和员工的道德风险。该制度还可能导致出现大量无效捐赠，循环捐赠，造成资源浪费而违背解决社会问题的初衷，反而会对慈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从无效捐赠、循环捐赠中提取固定比例的“绩效”，也有违背非营利原则的嫌疑。

我们建议这些社会团体在考量员工的绩效工资时，应当以项目的公益性或影响力为最终衡量标准，综合评价其对公益事业的贡献。可以引入捐赠金额的大小，但是也要考虑捐赠人的数量，项目的受益人情况，项目的执行情况，项目的社会影响等综合指标。

三、社会团体申请免税资格的平均工资限制

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包括社会团体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可以申请免税资格。一旦具有免税资格，社会团体取得的捐赠收入和会费收入可以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社会团体要申请免税资格，需要具备的其中一项条件是“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因此，社会团体如果要申请免税资格，其制定薪酬管理制度，以及实际发放薪酬时应当注意符合申请免税资格的平均工资上限。实践中，具有公益目的的社会团体往往更容易申请到免税资格，这类社会团体收入主要来自捐赠，客观上也更需要免税资格。如果社会团体不需要申请免税资格，那么不需要考虑平均工资上限的问题。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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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团体的名称、字号等品牌资源受法律保护，但保护力度弱于商标专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因此，社会团体的名称、字号等品牌资源受法律保护。

但是，社会团体品牌资源如果被他人使用，该品牌又没有注册商标的，社会团体需要证明自身的品牌在他人使用的领域具有足够影响力，他人的使用造成了当地公众的混淆。这种情形的证明难度很大，保护力度上是不足的。

二、建议社会团体尽早规划品牌发展战略并注册商标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建议社会团体如果对自身品牌有长远战略发展的意图，应当尽早将自身品牌申请注册商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商标是一种典型的知识产权。因此社会团体作为民事主体，可以享有商标权。在天眼查等主体信息查询平台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知名的社会团体实际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申请商标并非易事。首先很多社会团体都会遇到自己中意的商标被在先注册使用的情形，因此选择一个合适又没有被占用的商标确实不容易。另外商标局出于维持商标与商标之间的显著区别，以及避免商标名称与其他正常交流所需的词汇混淆的原因，对于商标名称的用词审核较严。社会团体决定为品牌名称申请商标时，也要注意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

三、社会团体能否开展商标授权收费服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那么大多数社会团体的章程和业务范围都不会明确规定开展“品牌授权”服务。因此，对大部分社会团体来说，不宜简单按照商业领域的“品牌授权”思路开展收费服务。社会团体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范围开展收费服务，在此之中引入商标授权的因素。

例如，某社会团体的业务范围是：开展社会组织的评估、咨询、交流及能力建设服务。那么该社会团体可以开展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咨询服务并收取费用，与此同时该社会团体可以授权接受咨询服务的对象使用其品牌，在遵守咨询服务要求的标准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业务工作。那么这个社会团体本质上仍然是在其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

又例如，对于行业协会商会来说，其业务范围本就包括促进行业发展交流的类似内容。那么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制定团体标准，显然是符合行业协会商会业务范围的工作。（对团体标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致诚社会组织公众号的团体标准相关文章）为了更好地推广新制定的团体标准，行业协会商会可以为提前布局申请相关商标。行业协会商会在开放企业申请适用团体标准的过程中，可以一并将商标授权给申请适用团体标准的企业使用，并整体收取费用。这样的收费服务，也没有超越行业协会商会的业务范围。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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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的经费来源和合规收费

社会团体的出资人与公司的股东有何区别？

出资人可以撤销社会团体的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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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资人对社会团体可以具有法定的监管权利

客观地说，出资人或股东出资设立了一个组织，不管这个组织是公益非营利目的的社会团体还是商业的营利目的的公司，出资人和股东都希望对组织的行为保持一定的控制能力，法律当然也认可这种权利。

从公司股东的角度，《民法典》第八十五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因此，当公司的权利机构、执行团队违反相关程序，擅自控制公司作出决定时，股东可以利用该项法律规定，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该项法律规定也可以用于股东之间对于公司股东会决议发生争议时的处理。

另一方面，《民法典》从非营利法人的捐助法人的角度，设置了类似于营利法人的决议效力确认程序。《民法典》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定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社会团体的出资人，本质上是将其财产捐赠到社会团体的捐助人，因此社会团体的出资人一般也可以通过该项法律规定，保障其对社会团体的监督权利。

二、社会团体被认定为捐助法人的前提条件是具有公益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社会团体的出资人均可适用《民法典》第九十四条。因为该项规定的主体是“捐助法人”，按照《民法典》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捐助法人应当是“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成立” 的法人，常见的形式是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当然也可以包括社会团体。

实践中，有的社会团体本身就具有慈善组织资格，或者其名称、章程业务范围中具有明显的公益特征，例如各省市的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等，这类社会团体当然属于捐助法人；有的社会团体从其名称、章程业务范围来看，一方面为了会员利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行业公益特征，例如行业协会商会等，这类社会团体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捐助法人；最后一类社会团体，完全是为了会员利益成立，找不到其章程业务范围的公益目的，比如一些入会门槛较高，仅以服务会员为目的的高尔夫球、马术、赛车协会，虽然也属于非营利法人，但可能不能认为属于捐助法人。

三、《民法典》还规定了主管机关具有与捐助人类似的撤销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按照《民法典》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撤销社会团体决定的主体至少有两类：一是社会团体的出资人（作为捐助人），二是主管机关。然而，《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公司的主管机关可以申请撤销公司决议。可见，代表公共利益的主管机关对捐助法人也有较强的监管能力，这也符合捐助法人具有社会公共属性的特征。

四、会员一般不具有对社会团体决定的撤销权

我们知道了出资人可以撤销社会团体的决定，那么社会团体的会员是否也可以撤销社会团体的决定呢？一般来说，会员缴纳给社会团体会费，同时享受到社会团体的服务，因此缴纳会费的行为不是一种捐赠行为。会员一般不等同于捐助人，那么就不能自动享有《民法典》中捐助人的相应权利。

会员如果有意对社会团体进行监督，一般要通过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例如通过参加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决定会费标准等。但是如果社会团体属于捐助法人，而会员除了缴纳会费，还向社会团体实施了捐赠，那么该会员基于其捐赠行为同时就具有了捐助人的身份，可以享有《民法典》中规定的捐助人对捐助法人的监督和撤销权。

五、为什么《民法典》要保护善意相对人？

善意相对人，有时也称为善意第三人，其实就是相对于一个存在问题的主体进行交易的人，这个人不知道与他进行交易的主体存在问题，因此称之为“善意”的。

《民法典》第八十五条、第九十四条均规定，公司或者捐助法人“依据该决定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依据该项规定，我们在与社会团体、公司这样的法人组织交易时，通常不需要核查社会团体或公司的交易决定是否按照程序经过了决策机构的决策，只要我们有理由认为法人组织同意了交易，例如加盖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那么我们就属于“善意相对人”，这个交易一般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法人组织内部的纠纷，则由组织内部依法解决。因此，该项规定充分保护了交易的安全和便捷。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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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的经费来源和合规收费

社会团体的出资人与公司的股东有何区别？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最近很多社会团体的负责人问协会能不能收费，能不能向会员之外的组织或个人收费的问题。我想大家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年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关于清理整顿社会团体违规涉企收费的问题，而且不少社会团体因为收费问题，被民政部门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严重者有没收违法所得600多万元。这些情况更是进一步导致社会团体负责人在收费问题上“如履薄冰”，生怕是踩了政策红线，面临监管风险。

每一个社团各不相同，在收费问题上也是各显神通，在以前如何收费的问题，在公开的场合或论坛上经常讨论的话题，但是现在社会团体关于收费也变成一个很“私密”的问题，不敢拿出来讨论，各个社会团体之间也不愿意将自己收费的业务展现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团体是一个组织，一个法律拟制的人，除非这个机构不运转，不可避开的问题就是经费从哪来？如果这个机构真的啥都不做了，也会被法律认定为僵尸社会组织，成为被清理的对象。

以前的时候，社会团体都是挂在主管单位下，享受着财政的拨款，工作人员直接由主管单位的人员给兼着，每年的活动，甚至审计费用由主管单位垫着，作为机构，作为法人，即使没有钱也不重要，总有人帮忙善后。但是，现在不行了，国家社会组织改革，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财政的资金也不能给你了，工作人员也要抽回来了，办公场所也要腾退，即使基础的审计费用，也要自己掏了，社会团体就完全是自收自支的单位。

社会团体虽然自收自支了，但毕竟是靠着政府，领导也都是退休领导干部兼任的，于是乎就存在一些“不可描述”的交易，影响了政商环境，一些社会团体负责人的刑事判决书还留在了中国裁判文书网里。还有一些社会团体，随着改革就“放飞自我”了，各种名目的收费，不给钱，不参加考核就不给过，各种收费的名目，不同档次的“卖官鬻爵”，还有一些只要给钱就给恨不得颁一个“宇宙”大奖，世界大师，这个也是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团体收费的乱象引发了中央对社会团体涉企收费的全面的监管。评比达标要申报、中华全国不能乱叫、会费档次不能超四、涉企收费不能强制，一套组合拳下来，让社会团体产生了自我怀疑，社会团体到底能不能收费，是不是收费了就违规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答案，肯定是可以收的。从2007年，民政部、发改委等6个部门发布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到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民政部、发改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各自联合或多家联合发布了10多个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的行政法规和政策，这些法规政策里面从来没有说禁止社会团体收费，重点提到的是严禁社会团体违规收费，既然法律政策中提到违规收费，背后的潜台词有合规收费的。

那么什么叫合规收费呢？

在解释什么是合规收费前，首先要明确一下，社会团体的费用来源，根据《民法典》《章程》以及一系列的政策规定，社会团体的收费来源包括：会费、政府补助/购买服务、经营服务性收费、捐赠收入、投资收入等。

会费

即是按照社会团体章程和自身会费管理办法规定，作为社会团体会员每年或定期向协会缴纳的费用。（主要依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团体会费票据使用管理的通知》）

政府补助

即是社会团体接受政府拨款或政府给予的补助而取得的收入。

政府购买服务

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主要依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经营服务性收费

是指社会团体根据章程核准的业务范围，为社会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章程》、《民法典》）

捐赠收入

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基于公益目的，自愿，无偿将财产赠与社会团体的收入。（主要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法》）

投资收入

是指社会团体基于保值增值目的，将社会团体财产购买理财产品，股权投资等合法投资活动的收入。（主要依据《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规范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当然明确了社会团体收入来源，并不代表社会团体获得上述的费用就是合规了，还要具体看费用来源的内容和程序的合规性问题。

当然合规的收费并不限于上述的内容，在相关的法律政策中均有更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但是大差不差就是上述的实体和程序要求，简而言之社会团体收费的合规=收费内容合规性+程序（决策和公开）合规性。

违规的收费主要有哪些？

说完了合规的收费，那么国家明确的违规的收费有哪些呢？这个问题可以说相关政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最近发改委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作用坚决杜绝乱收费行为的通知，再次明确对以下乱收费行为是“零容忍”：

最后，诚然由于社会团体以前乱收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国家清理整顿社会团体违规涉企收费，主要是从减轻企业税负角度考虑的，但是社会团体就真的只是企业“负担”？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吗？我认为这种评价也是不对的，2016年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意见中也开篇明义的肯定“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以各级执法部门，审计机构对于社会团体收费情况要分清对待，准确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行业利益的，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符合程序要求的收费，不仅不能“一刀切”的禁止，反而要正面的肯定和支持，毕竟也要考虑社会团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