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实务观点

实践中，社会组织难免会遇到印章丢失，需要补办的情形。那么社会组织印章遗失补办的程序、所需的手续应该如何确定？

一、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印章管理明确规定了印章丢失补办的程序

民政部、公安部发布的《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以及民政部发布的《民本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均规定了完全相同的印章丢失补办的程序，即“印章丢失，经声明作废后，可以按本规定程序申请重新刻制。”也就是第一步，需要登报声明印章作废；第二步，按照本规定的程序，社会团体或民非应当持登记证书，取得相应的登记机关批准开具同意刻制印章的介绍信，然后到相应的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后刻制印章。

民政部、公安部对基金会没有出台专门的印章管理规定，但可参照社会团体及民非两类社会组织的印章管理规定其中的程序，确定印章丢失补办的程序。

二、社会组织出现法定代表人失能的，印章丢失如何补办？

除了前述的两个“印章管理规定”，民政部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网站上的“办事指南”栏目，还提供了“印章刻制办事指南”，其中对于“社会组织印章遗失申请刻制新章”列出了指导的办理流程：（1）遗失补办申请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2）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的印章作废声明原件；（3）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4）理事会会议纪要（加盖公章）；（5）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各1份。备注：如公章遗失，（1）（3）（4）项无需加盖公章。

如果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因为被公安机关逮捕、被判刑、身患重病意识不清等原因失能，甚至有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去世，还有一种可能是原法定代表人被理事会罢免了，但是新任的法定代表人又尚未完成选任和变更登记，总之就是社会组织确实可能出现法定代表人无法或不能在印章补办手续上签字的情形。那么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如何帮助社会组织完成印章丢失补办的程序呢？

实际上，民政部在其网站上提供的“指南”并不是其正式发布的部门规章，对行政机关的工作只是具有参考价值，不能成为行政诉讼上的最终法律依据。真正决定行政机关印章丢失补办程序是否合法的依据，还是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两个“印章管理规定”。再来分析两个“印章管理规定”中所说的法定的印章丢失补办程序：“（社会组织）印章丢失，经声明作废后，可以按本规定程序申请重新刻制。”从这条规定可以补充完整的主语来看，这里需要（社会组织）声明作废、然后（社会组织）申请重新刻制。那么民政登记机关所需确认的，是印章补办的意思确实来自社会组织而非其他人，就可以满足补办要求了。

我们知道，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可以对外代表社会组织表达社会组织需要补办印章的意思，但是实践中也可能存在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失能或者理事会意思不一致的情形，而最终能代表社会组织意思的，是社会组织的理事会。因此民政部为了避免出现法定代表人绕过理事会自行补办印章的情况，在“指南”中同时要求了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理事会的决议均同意补办印章。了解了其中的原理，那么对于法定代表人不能签字的情形，我们也就知道的处理的方法：只要社会组织可以提供理事会决议，表明补办印章确实是社会组织按照章程作出的集体决策，而不是某些个人的主张，那么法定代表人是否签字，并不影响民政部门配合办理印章补办手续了。即便法定代表人不同意理事会的印章补办意见，将来对民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政部门也是依法处理，败诉风险很低的。

三、社会团体的会员大会可以代替理事会确定社会团体申请补办印章的意思

最后，对于社会团体来说，其章程一般规定了会员（代表）大会是在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之上的权力机构。因此，对于社会团体来说，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必拘泥于按照《指南》必须提供理事会决议，社会团体如果能依照章程召开的会员大会，提供含有会员签字确认的会员大会的决议，那么是可以代替理事会决议，作为社会团体申请补办印章意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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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一百零一条，开展募捐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

然而，实践中一些慈善组织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开展公开募捐，基于具体的案情，从社会效果和促进慈善行业发展的慈善法立法目的角度，并不适于生硬地对其处于上述行政处罚措施。当然，也不能说任何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实施的公开募捐行为都可以逃脱行政处罚。如何把握执法边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规定

《行政处罚法》

第五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第六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北京市民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六条 从轻处罚是指民政部门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在《处罚裁量基准表》中对应的行政处罚基础裁量档内，适用较轻的种类或者选择法定幅度中较低的部分予以处罚。主要包含两种情形：

（一）在对应的行政处罚基础裁量档规定的处罚种类中,适用较轻的处罚种类进行处罚；

（二）在对应的行政处罚基础裁量档规定有处罚幅度时，选择该幅度内较低部分予以处罚，一般不得高于幅度中限。

第七条 减轻处罚是指民政部门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在《处罚裁量基准表》中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基础裁量档以下，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适用较轻的处罚种类或者选择法定幅度中较低的部分予以处罚。

第十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能够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

（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尚未产生明显社会危害后果的；

（四）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的；

（六）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第十四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相关案例

2018年，杭州方林富炒货店起诉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西湖区市监局）。方林富炒货店因在店内外及包装上使用“中国最好最香最优品质燕山栗子”等绝对化宣传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的规定，被西湖区市监局依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广告法中规定的最低额度处罚，罚金20万元。方林富炒货店不服，进行了上诉，上诉理由之一即该案件应适用于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中“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013年江苏祥和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泰公司）起诉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江苏省工商局）。2012年，祥和泰公司因侵犯他人商标被工商管理局处没收所有侵权物品并处罚款4181660元。祥和泰公司辩称其商标已沿用多年，并且和所谓侵权商标存在明显差异，很难造成混淆，并且祥和泰公司已及时去除了侵权标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支持了祥和泰公司的观点，认为祥和泰公司涉案商标侵权行为轻微且及时纠正，也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并且该公司并无主观恶意，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因此撤销江苏省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行政处罚尺度

根据《行政处罚法释义》对本条的解释，实施行政处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里的不予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考虑到有法定的特殊情况（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存在，对本应给与处罚的违法行为人免除对其使用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使用第三十三条不予处罚的，并不否认违法事实已经构成行政违法行为，而只是不予处罚。

那么对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实施公开募捐行为的，如何判断“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这几个标准呢？结合司法实践，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来判断。

首先，对于“违法行为轻微”的判断，可以结合金额，次数，持续时间等因素综合判断。从金额上看，如果公开募捐的金额占慈善组织年度收入的总额比例较小（比如小于百分之十），那么可以认为符合金额“轻微”的情形。从次数和持续时间的角度，如果慈善组织是首次实施公开募捐，或者公开募捐活动持续的时间较短，可以从次数、持续时间上认为具有“轻微”情形。综合来看，金额占比是判断违法行为是否“轻微”的核心指标，有的慈善组织在自己网站上常年公示了公开募捐的渠道，但没有主动宣传，实际上通过公开募捐渠道取得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几，也可以认为符合“轻微”的情形。

第二，对于“及时纠正”的判断，可以与“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结合起来判断，也要看是否“及时改正”。及时纠正并不严格要求慈善组织自行纠正，也可以是经民政部门提醒后纠正。只要慈善组织在造成危害后果之前停止公开募捐行为，均可认为符合“及时纠正”情形。但是慈善组织如果经民政部门提醒后仍然不及时停止公开募捐行为，甚至换一个方式继续开展公开募捐行为，显然就不能符合“及时纠正”的情形。“及时纠正”的要件，也要求民政执法部门发现慈善组织违法公开募捐的，要立即提醒纠正，不能放任违法行为持续发生。

第三，对于“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可以从《慈善法》立法目的角度解释，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与公开募捐行为相关的公益活动是否符合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要求。也就是要看慈善组织用于公开募捐的慈善项目，是否真的是在帮助急需帮助的受益人，这种帮助可以改善受益人的状况，并且受益人与慈善组织管理人员没有利害关系，而且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在其中没有享受到分红分配，没有挪用善款，没有通过关联交易侵害慈善组织利益。

上述三个标准，“违法行为轻微”“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民政执法部门就可以依法酌情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但仍应当明确，该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行为违反了慈善法。

四、关于行政处罚当中的“首违不罚”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首违不罚”制度正式入法。首违不罚初衷有三点，首先是通过首次先对违法者进行说服教育的方式降低与违法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其次是从人文关怀出发、以人为本尊重被执法者，以教育服务而不是对抗为目的，最后是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宽松良好的环境。

浙江大学章剑生教授的《罚抑或不罚? ——— 基于行政处罚中“首次不罚”制度所展开的分析》也讨论了首次不罚的问题。从法理角度讨论了首次不罚。该文认为首次不罚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亮点，首先是行政处罚法的第六条，首次不罚可以减少行政相对人的对抗情绪，更好地教育行政相对人。该文还指出，首次不罚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但作为例外情况首次不予惩罚，但不予惩罚并不是说不进行管理，行政机关有义务对相对人进行警告、要求整改等提示。

五、结语

最后，我们也要强调，对于部分慈善组织将违法公开募捐作为收入主要来源的，经提醒后拒不纠正的，用于公开募捐的慈善项目没有合理的公益性的，或者私分募捐所得的，民政执法部门应当果断地依照《慈善法》第一百零一条实施行政处罚。

作者：何国科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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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是当前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被重视话题，各地民政部门在组织社会组织业务培训时，合规培训是一门必修课。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咨询社会组织运作的规则和要求，但社会组织合规到底是什么？其外延和内涵是什么？社会组织为什么要合规？合规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等均没有系统性的研究和体系性梳理。

笔者每年都会受邀给各地的社会组织做合规培训，参与社会组织各种对内对外的政策研讨会，大家讨论到很多的是关于社会组织合规话题，同时也听到很多为了合规而合规，且似是而非的言论，把合规变成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些都是对合规的误读。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合规，是有其内在的价值和精神，合规不是限制机构发展，而是支持和保障机构运营的。

为了更体系化建立起社会组织合规管理体系，厘清合规的边界，保障社会组织基本权利，笔者尝试借鉴国内外企业合规制度性建设，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实际情况，关于社会组织合规管理的概念、价值、框架以及合规的作用和价值，以期推动我国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01

合规管理概念

合规，作为一种“舶来品”，由英文“compliance”翻译而来。从字面上来看，合规具有“合乎规定”、“遵守规则”或“遵循法律规定”的含义。国际标准化组织《合规管理体系指南》（ISO 19600:2014）及中国国家标准（GB/T35770-2017）将合规定义为“履行组织的全部合规义务”，即通过将合规融入组织文化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态度中，使合规具有可持续性。

在我们国家，在企业领域合规体系建设始于2018年，中央企业和上市企业都出台相关合规的标准和指南，也分别对企业合规做了相关的规定，比如《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对“合规”的概念作出了界定：“是指中央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规章制度以及国际条约、规则等要求”。2021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试点“合规不起诉”制度，即对那些轻微犯罪的企业，如果认罪认罚，发现其有建立合规体系意愿的并能提出合规整改方案，接受合规监督考察的，可以适用不起诉或从宽处理。近些年我国企业合规改革，不仅仅是法律政策的要求，甚至是企业免于刑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在社会组织领域，由于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社会组织规模和影响远远低于企业主体，对社会组织合规在概念和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也并未上升至立法的高度，但是合规的概念却经常被提起，但是对合规的内涵和外延也并没统一的认知，为了更好的理解合规的内容，有必要明确社会组织合规概念。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合规，是指社会组织运作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内部规章制度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要求。按照这个定义，社会组织合规的“规”有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国家部委、局、办通过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等。社会组织领域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民政部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

二是社会组织章程以及自行颁布的规章制度，包括理事会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资产管理制度、保值增值投资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依据章程制定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

三是公益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主要是社会组织在接受捐赠、开展活动时候需要考虑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公益伦理等。

02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的价值

03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核心：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

04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内容

05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建议

作者：何国科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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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慈善法》修订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笔者参与了好几场针对慈善法修订的研讨会，一些来自社会组织领域的伙伴们认为，《慈善法》当中并未规定慈善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要对慈善组织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导致社会组织行业的人在设立机构时，普遍担心自身是否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因此建议在《慈善法》中针对慈善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对慈善组织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那么，慈善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能否得出结论呢？

一、社会组织作为法人一般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我国《民法典》在法人的“一般规定”一节中规定了：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人。社会组织由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而按照《民法典》非营利法人部分的规定，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均属于非营利法人，那么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自然也属于法人。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出资设立一个社会组织，担任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以社会组织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是由社会组织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的。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责任承担形式有其特殊规定

上面所说的社会组织，采用的是社会服务机构的表述，其实社会服务机构与我们常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有一定区别的。按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当中的定义，社会服务机构是非营利法人；而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可以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三种不同的登记形式。按照上述规定，对于合伙、个体这两种登记形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合伙人、举办者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债务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三、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责任承担

在公司等营利法人中，如果股东等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八十三条就有如此规定。在公司法领域，前述规定也叫“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或“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我国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非营利法人的“法人资格否认”制度，但是如果非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也存在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不排除有的法院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参照适用“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的精神，判决认定社会组织的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我们说虽然设立社会组织法人的出资人以及相应的法定代表人一般不会承担社会组织的债务，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也不能滥用社会组织法人的独立地位，以社会组织名义收取合作方资金后收入不入账，或者将社会组织的财产与自己的财产混同，随意地将自己的开销由社会组织报销，甚至直接将社会组织财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账户，这些行为显然都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如果出现前述情形，那么社会组织的出资人、法定代表人等仍然是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的。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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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结束。2022年10月25日晚，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权威文字版。在百度、微信等搜索工具中搜索“社会组织”与“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社会组织积极学习、热议二十大报告的报道。笔者作为社会组织领域的法律工作者也不例外，借此机会谈谈社会组织如何通过自己的工作更好地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一、如何实施“社会组织协商”？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社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渠道，那么社会组织协商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哪些？或者说作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如何将社会组织的工作与社会组织协商相结合？

第一，协商民主要组织引导群众开展协商。社会组织以为社会提供服务为宗旨，直接面对群众提供服务，因此可以在协商相关领域起到联系服务引领作用，促进党委政府与群众的沟通交流。例如，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宗旨。那么致诚农民工中心在国家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工作中，可以向党委政府反馈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各类可以改善的问题，甚至可以邀请农民工代表参与党委政府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相关研讨活动。

第二，协商民主需要增强协商的针对性，需要特定群体的参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往往可以作为特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参与协商。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就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

第三，协商民主需要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在乡镇、街道、社区中开展基层协商，在基层提供服务的社区（驻村）社会组织同样可以发挥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具有专业的社工、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等，有的还有自己的志愿者队伍。为了解决基层工作中产生的争议矛盾，有了中立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参与，更加有助于纠纷的化解。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第三次分配”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我们知道，“初次分配”是市场为主导的分配，也就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获得更多回报。“再分配”是政府强制力为主导的分配，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贫富差距。那么“第三次”分配的特点是“自愿”，也就是有意愿、有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不仅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企业家、慈善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也不仅限于我们传统认为的捐钱捐物。实际上按照慈善法的定义，任何组织或个人付出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当然也包括捐赠资金，以非营利的方式为社会贡献，都属于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那么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在慈善活动中处于中心枢纽地位。

对于有意捐赠资金的组织或个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慈善资金的管理者，按照自己的管理经验，让慈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于有意提供时间、技能等志愿服务形式的组织或个人，社会组织也可以作为志愿活动的组织者，把志愿服务对接到需要的受益方。

除了这些较为传统的公益慈善活动形式，社会组织还可以抓住第三次分配“自愿”的特征，把个体自愿为社会贡献与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相结合，设计更具有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例如，北京某社区社会组织，敏锐地捕捉到社区内育儿期女性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具有组团交流，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组织了“妈妈团环保时装秀”“妈妈团亲子交流会”等公益活动，取得了广泛的好评。

三、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从笔者的经验来看，大部分业务工作做的好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也做得不错。

那么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有的社会组织对党建工作认识比较片面，认为只是在办公场所里搞一些口号和照片，墙上挂一些制度，做做样子。这些社会组织并没有抓住党建工作的重点。笔者的建议是社会组织把党建工作当作与监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同行业社会组织沟通的平台。例如，云南某支教工作的社会组织，经过自己的争取，成功在云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联合党委建立了自己的支部，那么通过联合党委的平台，该社会组织可以很方便地与云南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也可以与云南地区其他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交流。一方面获取有利于自己开展工作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向监管部门反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获得监管部门的帮助。这样一来，党建工作就有了鲜活的内容，直接促进了社会组织更好地开展本职工作，也加强了社会组织横向和纵向的联系。

四、社会组织要做好准备，迎接更全面的信息公开要求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我们知道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法人，按照民法典对非营利法人的定义，很多社会组织往往是为公益目的成立。比如社会服务机构，就属于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性非营利法人。对于这种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的收入、他的财产，均不能在出资人、发起人、会员等之中进行分配，而是应该继续投入到为社会服务的公益事业中。因此，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性质。

我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已经针对慈善组织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信息公开要求。但是目前大量的社会组织并不具有慈善组织的性质，还没有法定的面向公众的信息公开要求。但是我们知道正在制定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中已经提出了对于全体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要求。再结合二十大报告对公益事业提出要完善办事公开，要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公益事业，可以预计将来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要求会更高。很有可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收支将承担法定的信息公开职责。那么我们广大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当前开展工作时，要更加注重做好财务、法务合规工作。

五、社会组织结合自己的工作领域，推动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与社会组织直接相关的二十大报告具体论述之外，社会组织结合自己不同的工作领域，也可以在二十大报告中找到对应，那么广大社会组织按照二十大报告的指导，开展相关领域工作，也是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的一种实践方式。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依法治国、文化自信自强、就业优先、保障人民健康、绿色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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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是指除了货币资产外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根据《慈善法》以及国内慈善领域实践来看，非货币性慈善资产主要包括股权、基金、债券、信托等金融资产，还有房屋、艺术品、车辆、物资等实物资产，还有土地/房屋使用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慈善组织在日常运作中，对于各类实物资产，比如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图书等，制定相应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财务上进行登记造册，每年定期进行折损、报废、变卖处理。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对实物性非货币资产的日常管理问题，而对于金融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的管理一直缺乏意识和制度性安排，更少关注到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

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将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定义为，慈善组织通过对其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管理，实现考核期内期末权益等于或大于期初权益，保值增值方式包括提取折旧额、变卖、授权、转让、投资等。

作者丨何国科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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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各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愈加严格。社会团体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也不能忘记了做好著作权风险管理，尤其是涉及对外宣传、报告撰写等与著作权高度相关的类型的活动时更加要重视著作权风险管理工作。

一、做好内容制作的素材来源授权工作

社会团体在开展对外宣传时，例如撰写微信公众号文章、微博、拍摄宣传视频时，难免会使用各种插图、背景音乐、视频包装等素材。如果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注意素材来源的授权，而是在百度或者一些非正式的素材检索平台中查找素材，那么很容易将一些图片社、素材公司具有版权的素材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到社会团体制作的文章、视频等作品中，从而导致著作权纠纷风险。而且这种滥用素材的行为也容易给社会团体造成负面的舆论影响，降低社会团体来之不易的社会公信力。

建议社会团体要建立自行制作作品的著作权管理制度，要求员工使用的素材尽量选用工作中原创拍摄或者自己制作的素材，如果要使用外部素材，那么必须在商用素材库中付费购买授权的素材，并保留素材购买记录，或者使用无版权的免费素材。这样基本上可以防范绝大部分著作权法律纠纷风险。

二、做好内容外包制作方的合同著作权管理

社会团体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时，涉及到比较专业类型的工作，例如纪录片、宣传片的拍摄、大型活动的视频包装等，一般采取外包方式，购买专业视频制作公司的服务。那么社会团体在与这些制作公司签署合同时，也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社会团体可以在制作合同中约定，制作公司选用素材应当获取素材作者的授权，这样可以降低制作公司滥用他人素材的风险，即便出现问题，社会团体可以要求制作公司承担明确的违约责任。

第二，社会团体可以根据需要与制作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制作成果的著作权归属。一些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可能会问，我委托他人创作的作品，著作权不应该属于我吗？实际上我国《著作权法》为了保护创作者的利益，恰恰做出了相反的规定。该法第19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因此，如果社会团体有必要取得作品的著作权，一定要记得在委托制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成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社会团体。

三、出现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应对思路

一些社会团体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等含有图片社具有版权的图片，但是却没有获得图片社的授权。很容易收到图片社的律师函甚至是起诉状，要求赔付高额的费用。这种情况反映出社会团体平时的著作权管理工作不到位，那么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团体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信力损失。

那么面对图片社的著作权侵权赔偿诉求，我们一般建议社会团体与图片社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目前人民法院对于图片社主张的微信公众号、网站页面等网络文章使用图片侵权的赔偿诉求，支持的赔偿额度一般在几百元的标准。社会团体在面对某个具体的图片社的赔偿诉求时，可以将该图片社的名称输入中国裁判文书网，很有可能可以找到该图片社大量的侵权纠纷判决。那么从中挑选一些时间较近，与本案类似的判决书，与该图片社谈判，作为赔偿价格的参考，一般都会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调解结案。这样就不必由法院出具判决书，公开社会团体作为著作权侵权人的负面信息了。

四、报告撰写等涉及员工和外部人员参与的著作权管理思路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像社会团体这样的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权利人。社会团体在开展工作时，时常需要组织员工或外部专家撰写报告，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做好著作权的管理工作。

我国著作权规定了自然人为完成法人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了特殊的几类情况（工程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作品），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是由作者享有的。因此社会团体组织员工或专家撰写报告，如果对著作权归属不进行约定，那么在著作权权属的问题上很容易产生纠纷。

建议社会团体根据需要考量，如果需要将报告成果的著作权明确归属于社会团体的，那么就与参与报告撰写的所有自然人签署明确的委托创作协议，在协议中约定清楚作品委托创作的报酬，著作权的归属。尤其是社会团体如果受出资方委托，比如政府购买服务撰写的报告，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中明确该报告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出资方。那么社会团体就更加应该采取上述的委托自然人创作协议的方式，明确著作权的归属，避免将来出现纠纷。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