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页 – 致诚社会组织

合规，是当前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被重视话题，各地民政部门在组织社会组织业务培训时，合规培训是一门必修课。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咨询社会组织运作的规则和要求，但社会组织合规到底是什么？其外延和内涵是什么？社会组织为什么要合规？合规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等均没有系统性的研究和体系性梳理。

笔者每年都会受邀给各地的社会组织做合规培训，参与社会组织各种对内对外的政策研讨会，大家讨论到很多的是关于社会组织合规话题，同时也听到很多为了合规而合规，且似是而非的言论，把合规变成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些都是对合规的误读。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合规，是有其内在的价值和精神，合规不是限制机构发展，而是支持和保障机构运营的。

为了更体系化建立起社会组织合规管理体系，厘清合规的边界，保障社会组织基本权利，笔者尝试借鉴国内外企业合规制度性建设，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实际情况，关于社会组织合规管理的概念、价值、框架以及合规的作用和价值，以期推动我国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合规管理概念

合规，作为一种“舶来品”，由英文“compliance”翻译而来。从字面上来看，合规具有“合乎规定”、“遵守规则”或“遵循法律规定”的含义。国际标准化组织《合规管理体系指南》（ISO 19600:2014）及中国国家标准（GB/T35770-2017）将合规定义为“履行组织的全部合规义务”，即通过将合规融入组织文化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态度中，使合规具有可持续性。

在我们国家，在企业领域合规体系建设始于2018年，中央企业和上市企业都出台相关合规的标准和指南，也分别对企业合规做了相关的规定，比如《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对“合规”的概念作出了界定：“是指中央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规章制度以及国际条约、规则等要求”。2021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试点“合规不起诉”制度，即对那些轻微犯罪的企业，如果认罪认罚，发现其有建立合规体系意愿的并能提出合规整改方案，接受合规监督考察的，可以适用不起诉或从宽处理。近些年我国企业合规改革，不仅仅是法律政策的要求，甚至是企业免于刑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在社会组织领域，由于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社会组织规模和影响远远低于企业主体，对社会组织合规在概念和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也并未上升至立法的高度，但是合规的概念却经常被提起，但是对合规的内涵和外延也并没统一的认知，为了更好的理解合规的内容，有必要明确社会组织合规概念。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合规，是指社会组织运作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内部规章制度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要求。按照这个定义，社会组织合规的“规”有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国家部委、局、办通过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等。社会组织领域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民政部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

二是社会组织章程以及自行颁布的规章制度，包括理事会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资产管理制度、保值增值投资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依据章程制定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

三是公益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主要是社会组织在接受捐赠、开展活动时候需要考虑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公益伦理等。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的价值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有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两个层面的价值。

从反向倒逼的角度，社会组织合规为避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防止或减轻因违法违规而遭受的各种合规风险。所谓“合规风险”，是指社会组织因没有遵守法律、规则和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每个社会组织因其所从事的业务不同，会存在各不相同的合规风险领域。例如：社会组织在决策的时候需要遵循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但是由于未履行必要的程序而被质疑决策的有效性；社会组织在接受捐赠时候，违反无偿性要求，给捐赠人提供利益回报等违法行为；社会组织在募捐的时候，没有遵循募捐的规范而遭受的法律和舆论风险等。为防范这些合规风险的发生，需要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并将其作为改进治理结构的一种制度安排。

通过合规管理可以避免社会组织面临更大的经济和名誉损失。对于涉嫌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而言，一旦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罚或者受到司法机关的判决，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不限于一般的警告、罚款或者罚金，而是相应资格的限制或者剥夺，比如因为违规，被取消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甚至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资格等。对于社会组织而言，上述资格的丧失对机构业务活动开展和社会品牌造成巨大损失。

从正向激励角度，社会组织通过合规管理，可以提高组织的专业能力，提升社会公信力。社会组织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机构，公信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机构重视合规管理，提升合规意识，建立起合规管理机制，可以让会员、捐赠人、政府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看到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相信社会组织可以将受托的社会公共财产用于需要的目的，而非通过社会组织谋取个人私利，社会组织以此可以募集更多财产，国家更放心的给与社会组织更多优惠政策，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事业。

通过对社会组织合规管理的价值分析，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组织合规不是空洞无形的东西，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风险防控，而是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要求。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核心：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

社会组织领域涉及到法律法规政策众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就达160多份，尤其是以规范性政策文件文件为主。民政部詹成付副部长，曾经撰文《不断深化对社会组织工作规律性的认识》（《中国民政》2017年第18期）中提及“社会组织工作具有政治学、政策性、社会性的显著特点，说它具有政策性特点，是因为社会组织是靠政策来规范管理的，除了民政部门从一个社会组织登记成立，到社会组织的日常检查抽查，到接到举报后进行的调查，再到行政处罚直至撤销登记、清算、注销等等有若干政策外，组织部门如对党政干部兼职的规定，财政部门如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等等，也都有许多政策规定，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决定其必然有很强的政策性。”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合规就是一个专业且繁琐的领域。做好合规管理，首先就是需要建立起合规的体系化，从纷繁复杂的政策中找到基础和原则，打通我们合规管理的“任督二脉”。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在于深刻理解和掌握社会组织的三个特征，第一非政府性、第二非营利性、第三公益性。

（1）非政府性，即是社会组织不是政府，并不具有法律赋予的强制力，不能以政府名义开展活动，不得强制收费，不得滥用政府委托对行业管理的权利等。尤其是针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的社会组织，自2007年开始，中央各个部门出台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社会组织不得乱收费，不得强制会员入会，强制收费等，如果社会组织运作中没有找准非政府性的定位，就容易做出违规事项。

（2）非营利性，即是社会组织不是企业，不是以营利作为目的，所有社会组织成立初心是为了公益目的或其他非营利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是为了一个公共的目标，而不是考虑所谓“投资人”的利益，不是为了“投资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也不是禁止社会组织开展经营性服务收费或对外进行投资取得收入，而是在于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得利润。社会组织举办者投入资金成立社会组织，是对社会组织的捐赠，并不享有社会组织的控股权或者所有权，不得抽逃注册资金，不得通过关联关系侵占社会组织财产，不得变相的分红分配等，这就是社会组织非营利性在合规管理中的体现。

（3）公益性，即是社会组织项目应该公共利益的属性，是为了不特定公共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举办者、理事会成员的利害关系提供利益输送的，其开展项目应当具备公共性。比如慈善法明确规定，捐赠人不得指定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慈善组织在选择受益人时，也不得指定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此外公益项目的开展还应当是有效的，有益的，真正的能帮助到受益人或者对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比如基金会在沙漠植树项目时候，其种植的树木或者方式是否是妥当的有效的，还是会给环境造成更大的损害；在疫情防控的时候，捐赠的口罩和医疗物资是否是合格产品还是劣质产品等等。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内容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规范发展中，笔者认为合规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内部治理。内部治理是指法律政策所确认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之间，从财务、人事、项目等方面进行均衡博弈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机构实现其宗旨和目的。内部治理涉及党建、换届、负责人、理事会、监事（会）、财务等内容。国家在内部治理各个方面分别都出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明确相关事项开展的规则和要求。

（2）分支（代表）机构。社会组织分支（代表）机构，是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自2014年开始，社会组织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由社会组织自行决定，其所有责任由设立人承担。同时，对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程序，命名、活动、退出等方面均有相关的规范，社会组织在分支（代表）机构管理中也有明确的合规管理责任。

（3）重大事项。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金额重大、人数众多、涉外、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重大活动等重大事项，除了依法向国家有关部门办理法定手续之外，还应当履行重大事项的报告制度，向业务主管单位或登记管理机关履行报备的流程。

（4）信息公开。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机构，其财产具有公共属性，那么当然应当向社会告知其机构运作和资金使用的情况，尤其是慈善组织，其应该履行更高要求的信息公开义务，对社会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

（5）捐赠募捐。捐赠募捐是社会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但是接受捐赠应当遵循无偿性、公益性的原则。识别捐赠中可能存在的违规情形，包括捐赠不符合公益性，对捐赠财产的使用不尊重捐赠人意愿，接受非货币财产的合规性等。社会组织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具备公开募捐资格，募捐方案应当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互联网募捐的应当通过指定平台等。

（6）保值增值投资。社会组织为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可以开展投资活动，但是社会组织在投资的时候，需要遵循投资的原则，厘清可投资的财产范围，明确投资类型和不得投资的范围，并且要做好投资过程的全程管理。

（7）服务收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章程示范文本中明确载明，机构可以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服务获得收入，所以社会组织在市场中可以在提供服务中收取费用，比如教育类、医疗类、养老类民非提供相应服务收取费用，社会团体在行业服务中收取服务费用，但是同时在服务收费的时，也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的要求。

（8）项目合规。社会组织设立项目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符合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加强对项目过程的管理，有项目设立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项目结项的还需要对项目进行结项，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结项评估、专项审计等。

（9）劳动人事。社会组织使用劳动者的应当遵循《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由于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存在发起企业员工兼任社会组织工作，退休人员返聘的劳动用工规范问题。还有存在退役军人在社会组织任职问题，需要遵守退役军人管理的要求。对于离退休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的时候，还应当遵守中组部的规定等。

（10）志愿服务。社会组织开展活动需要招募志愿者，但是对志愿的管理也有行政法规进行规范，要求社会组织规范使用志愿者，不得将志愿者和劳动者混同，不得通过志愿服务开展营利性活动，要保障志愿者的权利，为志愿者购买保险、提供志愿服务的条件等。

（11）评比达标表彰。鉴于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适合开展精神奖励，社会荣誉性的工作，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应当是社会组织应有之义。但是由于这些年有些社会组织乱评比乱表彰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信力，国家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规定，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的时候，还应当遵循《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办法》等。

（12）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作为社会组织财务审计重点监管的类型，法律法规并不禁止社会组织关联交易，但是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社会组织，社会公共和受益人的利益，不得通过关联交易变相的分红分配，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财产，这是合规管理的重点内容。

（13）知识产权。社会组织在运作和活动中，也面临知识产权的规范和保障，一方面社会组织要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由于社会组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淡薄也面临着众多合规风险。

（14）人格权益。社会组织作为跟“人”打交道的组织，其开展活动中更应当尊重自然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益，并不因为开展的的是公益活动，就不会侵犯受益人或者他人的人格权。

（15）数据安全。近些年《数据安全法》颁布和实施，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也警示我们社会组织也需要注重数据安全，在开展活动中产生的电子数据要妥善管理。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有着更为严格的管理要求，更是不得轻易对外泄露或者提供给境外组织或个人。

（16）涉外合作。社会组织在开展对外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涉外合作中，也是要注意涉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还应当遵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规定，保障涉外合作的安全和规范。

社会组织合规管理建议

需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社会组织并没有能力设立合规部门开展合规管理，所以在合规管理中有以下建议：

第一，塑造社会组织合规管理意识

合规意识实质上是社会组织的守法意识，贯穿在整个组织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信仰和行为中，并能与组织的结构和控制系统相互作用，以产生有利于合规的行为规范。合规意识塑造有助于夯实社会组织合规的思想基础，对于保障合规管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合规意识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一套合规价值观。价值观是良好合规文化的核心，是组织行为的基本原则。合规价值观可引导员工认同合规的价值，自觉做出合规行为。二是领导层与管理层率先垂范，做出合规承诺，推崇对违规行为“零容忍”的合规文化；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合规管理制度，践行合规文化与价值观。三是持续开展合规培训。合规培训是培育合规文化的基本手段，应贯彻在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实现在职人员全覆盖，使合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建议与机构相适宜的合规管理机制

社会组织建立合规管理机制的时候，遵循适当性和权威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是指合规的管理架构和职能匹配应当跟社会组织业务，规模，行业特点相协调，不能机械化的理解，一味照抄，这个并不是合规管理要求。每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特点，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制定内部管理制度，设置管理架构和权限。权威性原则是指对于合规管理过程中，存在争议或者不明确的时候，需要尊重权威的声音，对于存在重大风险的重大决策，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合规评估，减少决策时候的风险。

第三，激发社会组织合规管理的内生动力

政府若想要有效地阻止社会组织违规行为，则应该为社会组织提供强大内生动力，促使其进行合规管理。比如对于合规规范的社会组织给予更多表彰，可以免于年检、给予资金资助或者其他优惠政策，而不是仅仅对其进行抽查审计、行政处罚，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组织合规的内在动力，自愿在合规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第四，创新社会组织合规管理方式方法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得到了愈发广泛的应用，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应当积极探索网络技术和数据技术的应用，力图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社会组织竞争优势。合规管理也应因利乘便，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科学高效地落实合规工作，切实提高管理质效。建立合规信息管理系统。

社会组织可以运用信息化手段去采集、汇总合规信息，将其纳入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中，既便于管理，又能发挥员工的监督作用。例如，社会组织可以将合规风险清单的实时情况、合规典型案例、合规培训与考核、违规行为矫正等内容纳入信息系统。社会组织也可以依托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及重要人员的在线管控，实时分析合规风险并主动截停违规行为，实现合规管理的常态化。

作者：何国科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实务观点

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开展活动如何判断公益性？

3 月 1, 2023 通过 wangyu 0 评论

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在接受捐赠时，有些捐赠人会对开展的活动提出一些“创造性”的要求，似乎导致捐赠对应的活动违背了公益性的要求。尤其对于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来说，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要求，“接受不符合公益目的的捐赠的……应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因此公益性社会组织更加应当重视对捐赠对应活动的公益性进行判断。

笔者根据我国法规政策的规定，结合相关实务的案例，提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公益性判断至少有如下四个判断的指标，它们分别是：公益捐赠的无偿性，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性、公共性、必要性。

公益捐赠的无偿性

公益捐赠的无偿性是我国公益慈善法律明确要求的作为公益捐赠行为的前提条件。《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条明确要求：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慈善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公益性社会组织如果“附加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的条件”，“在确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时，指定特定受益人，且该受益人与捐赠人或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人员存在明显利益关系的”那么“应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接受捐赠，协商签署捐赠协议时，要注意不要在协议中约定对捐赠人承担超出公益慈善相关法规要求以外的不合理义务，而应当把乙方受赠人的义务尽量指向做好相应的公益项目上。比如，乙方受赠人可以在捐赠协议中承诺向捐赠人反馈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可以承诺经“受益人同意，捐赠人对其捐赠的慈善项目可以冠名纪念，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批准的，从其规定。”因为这些是公益慈善相关法规已经规定的捐赠人可以享有的权利。但是乙方受赠人要避免在捐赠协议中承诺为甲方捐赠人其他项目建设审批通过提供帮助等与公益项目无关，同时又让甲方捐赠人受益的义务，否则容易被认定为存在“利益回报”条款。

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是我国公益慈善法律明确规定的公益慈善活动的前提条件。《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对公益事业的定义是“非营利的下列事项……”，《慈善法》同样是第四条对慈善活动要求就含有“非营利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非营利性”强调的不是不能获取收入，而是收入、利润、财产不得分配给相关人员。

例如，某捐赠人出资建立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可以选择向访客收费开放，只要收费全部被用于图书馆自身运营维护的开销，例如添置书籍、给图书管理人员发工资，那么这个图书馆就是符合非营利性质的，这种收费行为也不会影响图书馆的公益性。但是如果这个图书馆的出资人要求图书馆每年将其收入的10%返还给出资人，这个图书馆就违背了非营利原则，就不能称其为公益项目了。

公共性和必要性

所谓公共性和必要性，指的是公益活动的目标应当是促进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公共福利事业的进步，同时慈善财产的管理者应当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投入到那些更有效益和必要性的项目中去。

《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对于公益事业的事项，除了列举了扶贫、救灾、助残、科教文卫体事业、环保、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以外，还列举了公益事业兜底性的内容也就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该法第七条还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既然捐赠财产属于社会公共财产，那么当然要用于符合“公共性”的社会公共事业。《慈善法》第六十条对于慈善财产的管理，要求“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也就是由于慈善财产的来之不易，往往还获得了来自国家（也即社会公众）的税收优惠，那么显然要避免浪费，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要符合“必要性”的要求。

公共性和必要性两者的判断很多时候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公益性社会组织利用捐赠财产设立一个文化博物馆，就不得把博物馆建成类似高尔夫俱乐部那样的私人会所，要求每年缴纳高额的会员费才能进入，因为这样只有购买力较高的有钱人才能获得服务，显然既不符合公共性也不符合必要性的要求。当然，公共性和必要性的要求并不是禁止公益性社会组织为公益项目设置合理的限制。例如，某基金会的捐赠资金来自某市的党员捐赠，设立大病救助项目，要求受益人具有某市户籍，符合贫困标准，这种对受益人的合理限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帮助捐赠人意图帮助的受益对象，也是符合公共性和必要性要求的。

准确认定公益项目的受益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判断公益性时要注意准确认定“受益人”的概念。并不是所有在公益项目中接受财产的主体都是受益人，也并不是所有公益项目中都有具体的受益人。例如，某社会组织以经济研究作为宗旨和业务范围，那么该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赠后，利用捐赠财产资助专家学者进行经济研究，这种经济研究活动只要没有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没有违反非营利原则，那么便可认定其属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且有研究的必要性，由此仍然可以认定这种研究活动的公益性。这里的专家实际上是受社会组织聘用为社会组织提供研究服务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活动的受益人并不是接受资助的专家，由于研究成果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抽象的社会公众都是研究活动的受益人。

作者：王延斌，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实务观点

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吗？

2 月 20, 2023 通过 wangyu 0 评论

近期《慈善法》修订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笔者参与了好几场针对慈善法修订的研讨会，一些来自社会组织领域的伙伴们认为，《慈善法》当中并未规定慈善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要对慈善组织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导致社会组织行业的人在设立机构时，普遍担心自身是否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因此建议在《慈善法》中针对慈善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对慈善组织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那么，慈善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能否得出结论呢？

一、社会组织作为法人一般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我国《民法典》在法人的“一般规定”一节中规定了：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人。社会组织由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而按照《民法典》非营利法人部分的规定，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均属于非营利法人，那么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自然也属于法人。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出资设立一个社会组织，担任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以社会组织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是由社会组织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的。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责任承担形式有其特殊规定

上面所说的社会组织，采用的是社会服务机构的表述，其实社会服务机构与我们常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有一定区别的。按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当中的定义，社会服务机构是非营利法人；而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可以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三种不同的登记形式。按照上述规定，对于合伙、个体这两种登记形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合伙人、举办者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债务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三、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责任承担

在公司等营利法人中，如果股东等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八十三条就有如此规定。在公司法领域，前述规定也叫“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或“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我国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非营利法人的“法人资格否认”制度，但是如果非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也存在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不排除有的法院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参照适用“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的精神，判决认定社会组织的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我们说虽然设立社会组织法人的出资人以及相应的法定代表人一般不会承担社会组织的债务，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也不能滥用社会组织法人的独立地位，以社会组织名义收取合作方资金后收入不入账，或者将社会组织的财产与自己的财产混同，随意地将自己的开销由社会组织报销，甚至直接将社会组织财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账户，这些行为显然都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如果出现前述情形，那么社会组织的出资人、法定代表人等仍然是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的。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实务观点

破解社会组织僵局——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谁来确认？

11 月 30,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实践中，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如何认定？由于没有直接明确的法律规定，出现了监管部门和法院“踢皮球”的问题。

一方面，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的领导担心对决议效力认定出现错误，因此倾向于要求社会组织取得人民法院对决议效力的生效判决后，再对决议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导致社会组织长期不能进行变更登记或换届。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因为缺乏直接的法律规定，倾向于在审理和裁判时故意回避决议效力问题，不对决议效力做出认定，而采用其他理由进行裁判。

笔者处理了多起社会组织僵局的案件，这些社会组织通过组织理事会，对内部纠纷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明确判断，但由于相应理事会决议的效力存在纠纷，民政部门慎重对待没有办理变更登记，相关诉讼迟迟没有形成生效判决，导致社会组织长期处于僵局状态，社会组织的年检、换届、合同签署等持续受到影响。

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怎么认定？

第一，笔者认为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自作出时生效，无需监管部门或法院审查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134条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决议属于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签署合同，一般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是多方民事法律行为，这需要参与的民事主体产生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参与方一致同意签署合同。然而，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决议时，即便参与决议的少部分人员意见相左，甚至少部分人员未参与，只要是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该决议作出就成立。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一般是同时发生的。《民法典》第13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社会组织的决议行为，原则上也自决议行为成立时生效。例如，民政部2000年8月30日发布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当中就规定，“理事会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当然，一些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除外。

社会组织的理事会决议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则上自做出决议时即成立并生效。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决议的效力本就不需要监管部门或人民法院的确认。只有在该决议引发纠纷时，才会出现利害关系人要求监管部门或法院确认决议效力有效无效或撤销决议效力的情形。

第二，人民法院应当是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裁判主体。《民法典》第94条、《公司法》第22条的启示，人民法院作为社会组织决议纠纷的裁判主体，有利于社会组织高效公平处理决议纠纷。

我国法律规定中目前直接涉及法院认定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问题的条款，仅有《民法典》第94条第二款，规定了“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定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虽然该条款只适用于捐助法人，并未针对所有社会组织，但该条款既然规定主管单位也应该通过“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说明对于捐助法人的理事会决议合法性出现纠纷的裁判主体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民政登记部门。

《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公司决议确认纠纷的程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虽然公司作为营利法人，与作为非营利法人社会组织在分红分配问题上存在完全相反的规定，而且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般遵循资本多数决规则，社会组织的决策会议则一般遵循人数多数决规则，然是公司和社会组织同为法人，社会组织决议纠纷的处理也应该参考公司决议纠纷处理的成熟经验。

《公司法》第22条对于公司决议纠纷的处理，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比如法律只给决议效力的挑战方提供了60日的申请期间，公司方面可以要求挑战方提供担保以降低公司在诉讼期间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中还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在人民法院原则上倾向于尊重公司股东、董事真实意思表达形成的决议，即便决议程序略有瑕疵。

另外，《公司法》第22条最后一款还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因此，公司登记机关按照公司决议进行公司变更登记，并不是对公司决议法律效力的裁判。即便公司完成了变更登记，人民法院仍然可以认定决议无效或者应撤销。

由人民法院作为社会组织决议纠纷的裁判主体，有利于提高社会组织决议纠纷的处理效率。这意味着在一些印章、法定代表人失控的案件中，社会组织理事会等严格依照程序做出开除失控人员的决议，民政部门在对社会组织决议进行审慎审查后，只要决议的程序符合章程规定，会员或理事会等决策成员的签名盖章没有明显的虚假情形，民政部门就可以为社会组织办理变更登记，避免了在印章、法定代表人失控案件中，一些社会组织明明做出了决议，却长期不能办理变更登记，造成社会组织僵局久拖不决的情形。同时也兼顾了公平，对社会组织决议提出质疑的一方，可以通过到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要求认定社会组织决议无效，纠纷的双方可以提供的各自证据和意见，由人民法院对决议的效力进行裁判。

第三，登记机关根据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履行审慎审查义务进行变更登记后，决议被法院认定无效或应撤销时，登记机关只需重新变更登记或撤销登记，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机关，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决议的变更登记中处于审慎态度，倾向于人民法院对决议效力认定后再进行变更登记，很重要的原因是担心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后，在行政诉讼中成为败诉方最终承担赔偿责任。

在公司登记领域，该问题已经由明确的最高院会议纪要进行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办〔2012〕62号）当中明确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引起行政赔偿诉讼，登记机关与申请人恶意串通的，与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登记机关未尽审慎审查义务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登记机关已尽审慎审查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对于登记机关是否履行审慎审查义务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大部分法院认为，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承担的主要是形式审查义务，审查登记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没有明显瑕疵的，无需承担鉴定真伪的义务。例如，（2016）皖0222行初8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对公司登记的行政审查，应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申请人向被告提交的公司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而本案中的公司设立登记不涉及《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情形，故被告无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的义务。

第四，登记机关认为社会组织决议和变更登记材料存在明显虚假嫌疑，有权力不予变更登记。前述内容虽然明确了登记机关没有核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的法定义务，但是会议纪要也支持登记机关对于真实性可疑难以核实的申请材料不予登记的权力。根据《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二项，登记机关无法确认申请材料中签字或者盖章的真伪，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相关人员到场确认，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补充证据或者相关人员未到场确认，导致无法核实相关材料真实性，登记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作出不予登记决定，申请人请求判决登记机关履行登记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如果登记机关面对社会组织提供的表面上符合法定要件的决议材料，但是通过一些细节的瑕疵，例如印章、相关人员签名看上去与上一次备案明显不同，多个理事之间签名笔迹看上去雷同，或者有显示参会的理事通过其他渠道反馈自己并未参会等，登记机关有理由认为决议和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存在虚假的，登记机关可以进一步进行核实。无法核实的，登记机关可以拒绝办理变更登记。

处理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的建议

第一，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原告范围应更加宽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对民事诉讼立案起诉的原告提出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要求。《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决议纠纷的原告是公司股东，且起诉时需要有股东身份。社会组织不存在股东的概念，考虑到其社会属性，建议规定社会组织的出资人、主要捐赠人、会员、理事、监事、主管机关，以及受到决议直接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以作为社会组织决议纠纷案件的原告。被告则参照公司领域的规定，由社会组织担任。

第二，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纠纷案件的撤销期限更加宽松。《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对于公司决议程序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或公司决议内容违反章程的，申请撤销期间是60日。社会组织领域不需要公司领域那样的效率优先，因此建议对于申请撤销期间建议规定为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于公司决议还是社会组织决议，如果出现违反《民法典》第143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例如利害关系人事后发现决议签字盖章造假，不是股东或理事会真实意思，利害关系人提起确认公司或社会组织决议无效之诉的，则不受撤销权期间或诉讼时效的限制。如果利害关系人同时提起给付之诉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的，则这部分诉讼请求要收到民事诉讼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

第三，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纠纷案件也可以设置社会组织要求原告提供担保的制度。为了促使股东正当地行使决议撤销权，《公司法》第22条规定法院可以应被诉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因股东提起诉讼而可能使公司暂停决议的执行而遭受的损失相适应的担保。如果认定股东滥用诉讼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制度在社会组织领域也可以适用，防范原告滥用诉讼权力损害社会组织利益。

第四，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被法院宣告无效或撤销后，社会组织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相关登记，民政部门也可以据此撤销相关登记。民政部门在审查决议时履行了法定形式审查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为了解决社会组织依法做出的决议因个别人员反对就难以办理变更登记的问题，建议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对决议的法定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只要履行了该义务，民政部门就不用担心存在过错或要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明确规定民政部门认为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存在虚假嫌疑，要求对决议形成过程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而社会组织拒不配合的，民政部门可以不为社会组织办理变更登记，利害关系人因此提出行政诉讼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了让民政部门提高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能力，应该允许民政部门对存在虚假嫌疑的社会组织决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该规定并不意味着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决议都要进行真实性的实质审查，而是因为在实践中，民政部门确实有可能发现社会组织的决议在形式上虽然符合要求，但实质存在虚假嫌疑，例如签名笔迹雷同、印章图样与上次备案的明显不一致等，此时应当允许民政部门对决议的真实性进行进一步核实。

第六，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决议程序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结果未产生实质影响，原告要求撤销决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实践经验，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的程序往往做不到毫无瑕疵，例如对于社会团体更换负责人的决议，《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应该进行无记名投票，实践中有的社会团体没有进行无记名投票，但是决议通过比例也符合章程规定的，属于对决议结果不产生实质影响的情形。又比如社会组织决议的投票形式，有现场投票，有通讯方式投票，甚至有在微信群中进行表决投票，而《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工作的意见》中要求，进行改选换届的会议不得以通讯方式召开。但实际上只要是参会人的真实意思，这种决议方式的不同，也不影响决议的效力。

加强社会组织理事会规范性建设

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组织理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的处理容易因为社会组织会员、理事资格的管理不规范，决议程序的不规范而陷入僵局。例如，一些社会组织长期没有进行换届，它的会员、理事名单缺少管理维护，难以判断现存会员和理事的实际名单。有的社会组织召开会员大会、理事会的程序随意性较强，会议通过决议没有记录，通过鼓掌进行表决等。那么一旦发生决议效力的纠纷，在法律上就难以对决议效力进行判断。

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建议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档案管理工作，对于单位会员、理事的档案要做好动态变更的记录，召开会员大会、理事会等的全过程也要有档案留痕。有条件的，可以引进自动化的会员、理事档案管理系统，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会员大会、理事会的表决程序进行记录。

从民政部门的角度，推动相关领域立法虽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但立法毕竟难度较高，远水解不了近渴。目前民政部门可以为社会组织的会员、理事会成员信息管理，会员大会、理事会召开程序提供指导性规范，同时废除一些在当前环境下不利于理事会召开便利性的政策性要求，例如对于无记名投票的要求，对于现场召开会议的要求。这样有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做好会员、理事管理以及内部决策会议的召开。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破解僵局系列延伸阅读：

何国科：破解社会组织僵局（上）

何国科：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难点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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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实务观点

何国科：破解社会组织僵局（上）

11 月 27,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僵局，是指相持不下的局面，僵局是一种状态，一个非良性的状态。一个机构形成僵局，将会给机构和个人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在社会组织领域发生越来越多僵局的事件，负责人之间一言不合，就抢夺印章证照、互相举报、各自开理事会、互相罢免等，这些都给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带来障碍，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甚至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社会组织僵局，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组织僵局

社会组织僵局，这一术语在法律法规政策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商事领域中，当公司经营活动中由于股东、董事之间存在矛盾或不信任状态而无法作出有效表决，从而造成企业的管理经验进入困境的状态，被称之为“公司僵局”。故参考商事领域的规定，结合社会组织领域的实践情况来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僵局，是指社会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决策机构或负责人因存在矛盾、分歧或者客观情况而无法作出一致或有效决议，造成社会组织运转陷入困境的状态。

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将机构僵局类比作电脑死机，表明了主机决策失灵，其他一切运营活动都将瘫痪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决策无法有效执行，机构很有可能无法正常运营。

社会组织僵局常见情形

社会组织包括了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三种类型，虽然三类组织管理不尽相同，业务领域也有着巨大差异，但均属于非营利法人，在机构治理方面存在共性，故其在僵局的表现方面也有共同的情形。社会组织僵局常见的情形主要有：

一是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等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决议，进而影响社会组织正常运营。比如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负责人的任免权属于理事会，但是由于该社会团体长期未开展活动，无法召集理事开会，或者召集理事人数没有达到到标准，导致机构无法选出负责人。比如某企业基金会，基金会理事是企业高管，由于企业裁员，高管离职，高管并未卸任基金会理事身份，但是拒绝参与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会议，导致基金会无法正常活动。

二是社会组织会长（理事长）、秘书长、法定代表人等负责人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甚至矛盾时，给社会组织运营造成障碍。比如某服务中心，理事长和法定代表之间发生矛盾，理事长的一些决议，法定代表人反对，法定代表人拒绝在年检材料和重要文件上签字，导致社会组织无法参加年度检查。比如某行业协会，会长和秘书长之间发生矛盾，秘书长为了控制住协会，霸占协会印章，证照，财务资料，导致协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上述两种情形，经常是同时发生，比如说社会团体会长和秘书长之间的矛盾，最后双方各自拉了一帮理事召开会议互相的罢免，均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变更登记，但是登记管理机关无法判断哪个是社会团体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于是对双方提交的材料有效性均不予认可。

社会组织僵局成因分析

从法律法规和实践案例来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僵局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的滞后和不完善。目前社会组织相关三大条例中，均没有关于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也没有关于社会组织僵局的规定，不像《公司法》有相关司法救济渠道规定，股东之间发生矛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目前我们国家没有《社会组织法》，无法将理事纠纷、负责人纠纷纳入司法救济，当社会组织内部发生矛盾时，均向登记管理机关进行举报，登记管理机关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的时候，已经注意到社会组织内部矛盾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管理，建立负责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强化社会组织负责人过错责任追究，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责令撤换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明确规定“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推行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纠纷。”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导致中央的政策难以落地。

第二，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不健全，决策机构作用发挥不足。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法人，2017年全国人大制定《民法总则》里，规定了社会团体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等，理事长或者会长等负责人按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应当设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机构，并设执行机构。理事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应当设监事会等监督机构。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也要求，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

这些年，民政部门通过社会组织评估、年检等方式，推动了大部分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但是这些内部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不足，很多社会组织是为了应付年检、评估而照搬硬套，负责人实际上并未按照内部管理制度运作机构，个人随意性大，规章制度对负责人的约束力不足。虽然，社会组织按照要求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秘书处等治理架构，但是治理架构并不健全，很多时候形同虚设，决策机构作用发挥不足。

第三，社会组织理事参与决策动力不足。很多社会组织的理事是为了满足登记注册条件而担任，所以理事不“理”事的情况普遍。企业股东、董事，参与公司治理关乎自身的切身利益，与之相比，担任社会组织理事的，不仅没有经济利益，甚至还禁止社会组织和理事之间发生交易（《基金会管理条例》23条，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如何激发理事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仍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由于理事天然的决策动力不足，那么就导致了社会组织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无法落实，一旦理事积极主动参与决策时，负责人怕违规操作暴露，拒绝理事参与，于是治理僵局的局面就会形成。

第四，社会组织非营利监管不足，财务管理不规范。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法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会员、理事、负责人等对社会组织财产没有分红分配的权利。但是实践中，对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监管一直不足，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不规范，加之三大条例中负责人法律责任的缺失，进一步导致负责人违规使用社会组织财产，甚至侵占、挪用、侵吞社会组织财产，这些也成为社会组织僵局形成深层次原因。比如行业协会、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等资金较为雄厚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名义上不能分红分配，但是私底下的暗箱操作，以组织名义的私相授受，违规关联交易等常有发生，利益空间巨大，负责人利益分配不均，就导致治理的僵局。

第五，社会组织章程失效。一个社会组织建立的组织管理结构不适用于所有社会组织。学术类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等业务不同、成立背景不同的社会组织，在治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差异，监管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实践中，所有的社会组织都直接使用章程示范文本，修改和调整的空间较小，这种做法也极易形成治理的僵局，导致社会组织负责人也不了解机构章程，使社会组织僵局的显现具有可传递性。如果没有事先规定形成有效决议的治理规则，也没有针对性章程条款，也没有内部纠纷的处理机制，那么形成社会组织僵局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第六，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低。实践中，有的社会团体长期的未开展活动，处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连机构的有效的会员名单、理事名单都拿不出来，更别说进行治理了，由于不具备专业人员，也没有技术能力，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低下，在面临重大事项的时候，无法进行有效决策，从而形成社会组织僵局。

第七，社会组织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除了基金会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大部分也没有建立起监事（会），即使有建立起监事（会），但是监事的监督能力、监督途径、监督意愿均不足，社会组织陷入治理僵局时候，监事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社会组织僵局影响

社会组织僵局，导致社会组织公益目的或非营利目的难以实现，社会团体无法为会员、为行业提供服务；民办非企业单位无法有效地提供相应的教学，养老、医疗，法律、心理等专业服务；基金会也无法接受捐赠，为受益人提供慈善服务。

社会组织僵局使机构陷于瘫痪和混乱。由于无法做出有效决策，组织不能正常开展活动，必然导致社会组织无谓损耗和财产的流失。另外，由于理事、负责人之间已丧失诚信，合作的基础破裂，控制组织的一方往往会侵害另一方的权益。

社会组织发生僵局时，由于不能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导致业务递减、效益下降，以致社会组织裁员，同时也会损害合作方的利益。机构瘫痪时，也难以正常接受年度检查，正常进行登记事项的变更，正常开展换届工作。僵局长期无法化解的社会组织，最严重的还会面临被撤销登记的后果，最终损害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僵局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征程中，社会组织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社会组织整体和个体的高质量问题。

笔者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应当是运行规范、作用显著的，是法制健全、安全运行的，所以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规定。社会组织僵局，是影响社会组织运作规范、作用发挥的绊脚石，更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是故在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中，需正视社会组织僵局问题，并找出破解之道（未完待续，下一篇讲述如何破解僵局）。

作者丨何国科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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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观点

社会组织如何通过工作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10 月 26,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结束。2022年10月25日晚，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权威文字版。在百度、微信等搜索工具中搜索“社会组织”与“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社会组织积极学习、热议二十大报告的报道。笔者作为社会组织领域的法律工作者也不例外，借此机会谈谈社会组织如何通过自己的工作更好地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一、如何实施“社会组织协商”？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社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渠道，那么社会组织协商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有哪些？或者说作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如何将社会组织的工作与社会组织协商相结合？

第一，协商民主要组织引导群众开展协商。社会组织以为社会提供服务为宗旨，直接面对群众提供服务，因此可以在协商相关领域起到联系服务引领作用，促进党委政府与群众的沟通交流。例如，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宗旨。那么致诚农民工中心在国家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工作中，可以向党委政府反馈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各类可以改善的问题，甚至可以邀请农民工代表参与党委政府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相关研讨活动。

第二，协商民主需要增强协商的针对性，需要特定群体的参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往往可以作为特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参与协商。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就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

第三，协商民主需要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在乡镇、街道、社区中开展基层协商，在基层提供服务的社区（驻村）社会组织同样可以发挥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具有专业的社工、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等，有的还有自己的志愿者队伍。为了解决基层工作中产生的争议矛盾，有了中立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参与，更加有助于纠纷的化解。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第三次分配”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我们知道，“初次分配”是市场为主导的分配，也就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获得更多回报。“再分配”是政府强制力为主导的分配，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贫富差距。那么“第三次”分配的特点是“自愿”，也就是有意愿、有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不仅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企业家、慈善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也不仅限于我们传统认为的捐钱捐物。实际上按照慈善法的定义，任何组织或个人付出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当然也包括捐赠资金，以非营利的方式为社会贡献，都属于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那么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在慈善活动中处于中心枢纽地位。

对于有意捐赠资金的组织或个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慈善资金的管理者，按照自己的管理经验，让慈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于有意提供时间、技能等志愿服务形式的组织或个人，社会组织也可以作为志愿活动的组织者，把志愿服务对接到需要的受益方。

除了这些较为传统的公益慈善活动形式，社会组织还可以抓住第三次分配“自愿”的特征，把个体自愿为社会贡献与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相结合，设计更具有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例如，北京某社区社会组织，敏锐地捕捉到社区内育儿期女性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具有组团交流，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组织了“妈妈团环保时装秀”“妈妈团亲子交流会”等公益活动，取得了广泛的好评。

三、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从笔者的经验来看，大部分业务工作做的好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也做得不错。

那么社会组织如何做好党建工作？有的社会组织对党建工作认识比较片面，认为只是在办公场所里搞一些口号和照片，墙上挂一些制度，做做样子。这些社会组织并没有抓住党建工作的重点。笔者的建议是社会组织把党建工作当作与监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同行业社会组织沟通的平台。例如，云南某支教工作的社会组织，经过自己的争取，成功在云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联合党委建立了自己的支部，那么通过联合党委的平台，该社会组织可以很方便地与云南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也可以与云南地区其他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交流。一方面获取有利于自己开展工作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向监管部门反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获得监管部门的帮助。这样一来，党建工作就有了鲜活的内容，直接促进了社会组织更好地开展本职工作，也加强了社会组织横向和纵向的联系。

四、社会组织要做好准备，迎接更全面的信息公开要求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我们知道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法人，按照民法典对非营利法人的定义，很多社会组织往往是为公益目的成立。比如社会服务机构，就属于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性非营利法人。对于这种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的收入、他的财产，均不能在出资人、发起人、会员等之中进行分配，而是应该继续投入到为社会服务的公益事业中。因此，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财产的性质。

我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已经针对慈善组织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信息公开要求。但是目前大量的社会组织并不具有慈善组织的性质，还没有法定的面向公众的信息公开要求。但是我们知道正在制定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中已经提出了对于全体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要求。再结合二十大报告对公益事业提出要完善办事公开，要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公益事业，可以预计将来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要求会更高。很有可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收支将承担法定的信息公开职责。那么我们广大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当前开展工作时，要更加注重做好财务、法务合规工作。

五、社会组织结合自己的工作领域，推动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与社会组织直接相关的二十大报告具体论述之外，社会组织结合自己不同的工作领域，也可以在二十大报告中找到对应，那么广大社会组织按照二十大报告的指导，开展相关领域工作，也是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的一种实践方式。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依法治国、文化自信自强、就业优先、保障人民健康、绿色发展等方面。

作者：王延斌，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监事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实务观点

慈善领域非货币性财产的保值增值

10 月 24,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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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重点关注慈善领域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问题，主要梳理清楚当前慈善领域各类型非货币性资产的形成过程，管理情况，保值增值方式和法律政策规定，最后提出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建议。

一、非货币性资产形成路径

二、当前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问题

三、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方式

四、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担忧

五、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建议

▲ 本文首发“致诚社会组织”微信公众号。

非货币性资产，是指除了货币资产外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根据《慈善法》以及国内慈善领域实践来看，非货币性慈善资产主要包括股权、基金、债券、信托等金融资产，还有房屋、艺术品、车辆、物资等实物资产，还有土地/房屋使用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慈善组织在日常运作中，对于各类实物资产，比如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图书等，制定相应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财务上进行登记造册，每年定期进行折损、报废、变卖处理。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对实物性非货币资产的日常管理问题，而对于金融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的管理一直缺乏意识和制度性安排，更少关注到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

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将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定义为，慈善组织通过对其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管理，实现考核期内期末权益等于或大于期初权益，保值增值方式包括提取折旧额、变卖、授权、转让、投资等。

非货币性资产形成路径

笔者认为，目前非货币性资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路径。

第一，接受非货币性财产捐赠形成，即捐赠人将其享有的合法房屋、实物、股权、艺术品等资产捐赠给慈善组织。

根据《慈善法》以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慈善组织接受实物捐赠的，应当审核捐赠实物是否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比如接受食物捐赠时候，应当保证捐赠的食物最终到达受益人时仍在保质期内；接受口罩、防护服的医疗物资捐赠的，还需要审核口罩，防护服生产质量问题。如果捐赠人捐赠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的，还应当要求捐赠人提供捐赠产品的合法生产和质量的证明。慈善组织接受股权捐赠的，应当审核该股权是否存在权利瑕疵，判断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实缴股权或认缴股权），以及区分上市公司股权和非上市股权，境内股权和境外股权等问题。慈善组织接受房屋捐赠的时候，需要审查房屋权利状况，是否存在共有权人，是否设置了抵押和质押等等。

当然，慈善组织接受了非货币财产捐赠后，需要按照发票、报关单等凭据的价值入账，不能提供凭据的，以其他确认捐赠财产的证明，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如果捐赠人提供的凭据或其他能够确认受赠资产价值的证明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捐赠人捐赠固定资产、股权、无形资产、文物文化资产，应当以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无法评估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格的，应当另外造册登记。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近年来，发生了很多新型的非货币捐赠。比如疫情期间，有保险公司向慈善组织捐赠保险服务的；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公司拟向慈善组织捐赠阿里云、腾讯云、钉钉、腾讯会议等技术服务的；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捐赠了鸿蒙系统的基础能力相关代码等等，但是目前对于这些新型的非货币捐赠，如何计算捐赠价值？如何办理相应的捐赠手续？如何管理这些新型非货币财产？仍存在着法律政策的不确定性。

2020年5月19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动慈善捐赠由捐钱捐物向捐技术、技能、股权、证券、知识产权、服务、保险等形式拓展。广东省的政策为新型的非货币捐赠提供了宏观的政策支撑，但依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实现路径。

慈善组织对上述非货币财产捐赠的审核、把关，取得相应票据、证明入账后，即成为慈善组织的非货币性资产。

第二，慈善组织通过自身业务活动形成，即在开展活动中购买了车辆，房屋、办公用品等财产，或者为了实现财产保值增值开展投资活动，或者在资助活动中产生相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数据等无形资产。

慈善组织为了开展业务活动或者维护机构自身的运转，需要采购相关的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租赁或购买房屋，以及为了开展业务购买相关的设备、设施等，慈善组织对这些非货币性资产的采买、租赁等行为，符合慈善法以及配套制度对于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支出或者管理费用的规定。实践中，也存在着慈善组织跟大学合作建楼，大学提供教育用地，慈善组织出资，房屋建成后大学享有全部楼房的所有权，慈善组织享有了半栋楼房50年的使用权，笔者认为50年的房屋使用权也属于慈善组织享有的非货币性资产。

需要说明的，慈善组织购买上述非货币性资产的，是为了慈善活动的开展和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而非为了投资目的购买。《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慈善组织不得以直接购买商品的的方式开展投资活动。

为了实现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开展投资活动的，慈善组织可以直接购买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直接进行股权投资。慈善组织通过合法合规的投资行为，而产生股权、基金、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资产。

慈善组织在资助业务中产生的非货币性资产。最常见的是慈善组织在开展活动中，设立慈善品牌，慈善品牌运作成熟后，享有一定社会知名度，慈善组织将该慈善品牌进行商标注册后享有商标权；还有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活动中，编写的慈善项目方案，慈善研究、评估、观察报告或资助的制作视听作品等享有著作权；慈善组织资助相关科学研究，对科研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等享有专利权；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中，通过合法规范的程序收集到的医疗数据，患者信息、受助人个人信息、行业基础数据等。

当前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问题

由于非货币性慈善资产管理实际情况的复杂化，多样化，认知不全，不清，不善，因此非货币性资产流失现象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闲置浪费较普遍，实际利用率较低、保管不善导致固定资产的贬损。慈善组织在固定资产的采买或者接受捐赠中，往往缺乏可行性论证，存在盲目购置或重复购置，或者接受了并不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资产，造成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用，实际利用率较低，以及保管不善导致固定资产的贬损情形。比如慈善组织接受了企业红豆杉、养胃茶的捐赠，慈善组织没有充分论证接受红豆杉、养胃茶捐赠的必要性，也没有对红豆杉，养胃茶这些固定资产采取相关的维护、保管措施，几年后导致红豆杉枯死，养胃茶过期的情况。

慈善组织对这些固定资产的管理，不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管理费遵循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的规定。

二是对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缺乏意识，也缺乏制度性管理。笔者在实务工作中，经常看到慈善组织对上述无形资产的漠视，没有管理导致无形资产的流失，亦或者慈善资助的无形财产变成了捐赠人，关联企业、个人的财产，捐赠人，关联企业、个人再将慈善资助的无形财产进行商业化变现。捐赠人既实现了捐赠的抵税，又享受了捐赠成果的商业利益回报。

三是非货币性资产管理机制不健全。《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报告应当包括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慈善项目实施情况以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然而，一些慈善组织财务管理显得零星，分散，不完整，没有条理化，系统化，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流于形式。对于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化以及结存情况，都应该通过固定资产表反映，并由专人管理，但是现实中，某项固定资产的调出或报废未及时注销，造成账实不符。慈善组织非货币性资产管理制度以及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没有专人管理，也缺乏有效监督、考核和激励机制，造成非货币性资产管理不足的被动局面。

四是非货币性资产管理人员的专业性不够。有一些慈善组织没有专业的会计人员和固定资产管理人员，或者有相关人员没有经过非营利组织财会培训，对于财会基础理论和非货币性资产管理知识比较匮乏，对于无形资产概念，类型认识不足，学习不够，这些都造成非货币性慈善资产管理的缺陷、漏洞与不足。

笔者认为，造成当前非货币性慈善组织管理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慈善组织理事会对非货币性资产整体认知不够，没有意识到非货币性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因此也没有配备专业人员，监督机制也没有激活。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但是当前慈善组织监事（会）对于非货币性资产的监督不够，并不能很好发挥监督作用。

厘清当前非货币性慈善组织管理现状和原因，我们才能更好地论述本文的关注的核心问题，即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

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方式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第二十四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慈善组织对依法所有的非货币性财产，当然享有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慈善组织可以将其所有的非货币性慈善资产开展保值增值活动而获得收益。

笔者认为当前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销售、拍卖、变卖等。1999年制定《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受赠财产，受赠人可以变卖，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2004年制定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基金会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2016年制定的《慈善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捐赠人捐赠的实物不易储存、运输或者难以直接用于慈善目的的，慈善组织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通过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慈善组织对于管理的实物资产，如果不易储存、运输或者难以直接用于慈善目的，慈善组织可以通过依法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理。

慈善组织通过公益研发投入最终取得相关成果，慈善组织对研发成果的内容也可以进行销售。比如慈善组织研发一套线上公益课程，那么可以将这套在线公益课程对外进行销售，最终实现非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授权、冠名、转让等。根据《著作权法》《商标权法》《专利权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慈善组织对享有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转让而获得相应的收益。比如慈善组织资助科研项目产生专利，慈善组织可以在资助协议中约定对资助成果享有所有权或者收益权，那么该专利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可以获得相应的授权或转让费用。比如慈善组织也可以将自身名称、LOGO、公益项目品牌等授权第三方开发公益周边文创产品获得收益，或者授权给企业用于符合《慈善法》第三十七条的公益营销活动，而取得捐赠收入。

三是出租，出借、出版等。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慈善组织享有对某栋楼房享有50年的使用权案例，慈善组织除了自身办公使用外，也可以将闲置的房屋，按照取得使用权的合同约定或所有权人同意后，对外出租、出借而获得租金收入。比如慈善组织对组织编写的书籍，报告、论文等进行集结出版，出版后依法获得相应的版税收入。

四是对外股权投资。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那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慈善组织对其享有的可以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成立企业。比如可以将房屋、商标、专利等评估成对应货币金额出资成立企业。

慈善组织以非货币性资产成立企业的，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基本原则，并且应当属于非限定性资产或投资期间不需要拨付的限定性资产，并且保证年度慈善活动支出的前提下进行，投资成立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与慈善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相关。

慈善组织通过出售物资、提供服务、授权使用或转让资产包括无形资产等交换交易取得的收入，应当记入商品销售收入、提供服务收入等相关会计科目，不计入捐赠收入，不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担忧

当然，慈善组织将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上述保值增值处理时候，也面临着一定的争议，当慈善组织大量开展非货币性资产销售、拍卖、授权、转让活动的时候，会让公众质疑慈善组织的公益性，认为慈善组织不务正业，也可能构成涉嫌开展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违法违规问题。在实践中，慈善组织也担心，对非货币性资产的销售、授权、出租、出版、出借等行为取得收入时，也可能无法向买受人，租赁方，被授权方开具税务发票。

还有，当慈善组织年度收入中，销售，授权，提供服务的收入占到全部收入一定份额的时候，民政部门也会特别关注其合法性问题，可能会认为涉嫌超越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财税部门审核非营利免税资格的时候，也可能认为慈善组织未从事公益性或非营利性活动，从而不确认享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这些都是当前慈善组织开展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过程中可能面临到的质疑。

笔者认为，慈善组织依法开展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行为并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根据《慈善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慈善组织财产包括了（一）发起人捐赠、资助的创始财产；（二）募集的财产；（三）其他合法财产。民非类、社团类慈善组织《章程》中，也有明确规定了在核准范围内开展服务的收入也是其合法收入来源。此外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法人，《民法典》《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也并未禁止非营利法人通过服务，授权，转让等获得利润，明确了捐助法人对其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处分、收益的权利。

所以，我们理解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时候，需要从慈善组织的收入来源途径考虑，我们在判断该行为合规性的时候，需要审核非货币性资产在保值增值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关联交易，存在转移、侵吞、侵占慈善财产，取得收入后是否有用于慈善目的等问题。

关于慈善组织只有捐赠票据，没有税务发票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是认知问题，慈善组织作为纳税主体，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当然可以申请税务发票，在保值增值过程中取得收入，向相关方开具税务发票，依法纳税，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况且慈善组织通过对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管理，获得更多的慈善收入，可以实现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更加独立去支持那些市场不关注，政府关注不到的领域，更好地为老年人、儿童、残障等弱势群体提供慈善服务，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保事业的发展。

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建议

《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充分，既包括充分用于慈善目的，积极开展慈善活动，也包括充分发挥慈善财产的最大价值。所以在规范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笔者主要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提升慈善组织非货币性资产管理意识和业务水平。

慈善组织理事会应当充分认识到非货币性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对慈善领域非货币性资产的认识和保值增值的意识。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是有效管理好非货币性资产的重要保证，其能力直接影响了非货币性资产管理工作，所以需要通过培训来提升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第二，健全慈善组织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监督机制。

慈善组织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制度，将非货币性资产管理融入业务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制度性设计，减少非货币性资产购置的随意性，避免资产的闲置浪费，对全类型非货币性资产登记造册，做到不缺失，不遗漏。在业务开展中，加强对知识产权、数据权等无形资产保护，资助协议中明确成果的所有权归属和收益问题。

慈善组织要畅通机制发挥监事（会）在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督作用，定期向监事（会）报告非货币性资产的情况，监事（会）不仅监督非货币性资产管理是否妥当问题，也要监督慈善组织是否对非货币性资产开展的保值增值活动。

第三，技术手段提升对非货币性资产管理水平。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慈善组织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网络化，现代化，建立完善非货币性资产管理系统，将非货币性资产全部纳入管理系统，，提升管理便利性，实现对非货币性资产全面监控和有效利用，盘活非货币性资产，更好服务于慈善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

第四，成立或授权企业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保值增值。

《慈善法》要求慈善组织的宗旨是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因此慈善组织在运营中也不能只关注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实践中，对于慈善组织直接对非货币资产进行常规大量的销售处理，会影响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观感和认知，也可能影响慈善组织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为了减少和降低风险，慈善组织可以全资成立企业或授权其他企业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保值增值。比如对慈善组织品牌，商标，吉祥物的保值增值，可以成立公益文创产品公司，文创公司对标识LOGO进行研发和销售，获得收入后，减去必要的成本，全部归入慈善组织。

第五，保证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收入全部用于慈善目的。

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收入作为慈善财产的组成部分，根据《慈善法》规定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慈善组织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投资取得的收益也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

慈善组织不得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出售物资、提供服务、授权或者转让无形资产；不得通过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利益，违规将非货币资产处分给关联方；不得给捐赠人或者其关联方提供非货币性资产的回报；不得将本组织的名称，公益项目品牌等其他应当用于公益目的的无形资产用于非公益目的；不得直接宣传、促销、销售企业的产品和品牌；不得为企业及其产品提供信誉或者质量担保。

第六，健全和落实非货币财产捐赠政策，探索慈善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

为进一步扩大慈善捐赠资金池，更好地开展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需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非货币财产捐赠的政策路径。从传统的捐钱捐物，扩展到技术、知识产权、服务、代码、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的捐赠，尤其对国内外上市公司股权捐赠，完善股权捐赠登记、估值、税收激励、国内基金会海外股权账户开立，海外股权结汇等相关政策，更好吸引高净值人士的大额捐赠。落实《慈善法》关于捐赠非货币财产依法免征权利转让相关行政事业性费用的规定。

对非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状况进行考核，是一项专业性较强工作，分析当前慈善财产保值增值现状，积极研究探索建立慈善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的具体办法，使非货币性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办法逐步建立。

第七，建立健全慈善监管管理。

民政、财政、税务部门可以指导慈善组织建立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制度，完善内控制度和合规管理体系，依法开展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行业组织探索和建立非货币性资产管理的行业标准，开展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秩序。针对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监管部门也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升风险识别防范能力。加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监管，慈善组织非货币性资产的保值增值行为、收入、使用等情况，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一律对外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管。

结语

在第三次分配的大背景下，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财产是第三次分配的发挥作用的重要物资基础，如何有效做大做强慈善资产，是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推动非货币性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畅通大额捐赠的路径，从而激励大额捐赠的发生；有助于慈善事业可持续性发展，最终推动我国慈善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丨何国科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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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观点

社会团体如何做好著作权风险管理

10 月 8,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各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愈加严格。社会团体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也不能忘记了做好著作权风险管理，尤其是涉及对外宣传、报告撰写等与著作权高度相关的类型的活动时更加要重视著作权风险管理工作。

一、做好内容制作的素材来源授权工作

社会团体在开展对外宣传时，例如撰写微信公众号文章、微博、拍摄宣传视频时，难免会使用各种插图、背景音乐、视频包装等素材。如果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注意素材来源的授权，而是在百度或者一些非正式的素材检索平台中查找素材，那么很容易将一些图片社、素材公司具有版权的素材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到社会团体制作的文章、视频等作品中，从而导致著作权纠纷风险。而且这种滥用素材的行为也容易给社会团体造成负面的舆论影响，降低社会团体来之不易的社会公信力。

建议社会团体要建立自行制作作品的著作权管理制度，要求员工使用的素材尽量选用工作中原创拍摄或者自己制作的素材，如果要使用外部素材，那么必须在商用素材库中付费购买授权的素材，并保留素材购买记录，或者使用无版权的免费素材。这样基本上可以防范绝大部分著作权法律纠纷风险。

二、做好内容外包制作方的合同著作权管理

社会团体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时，涉及到比较专业类型的工作，例如纪录片、宣传片的拍摄、大型活动的视频包装等，一般采取外包方式，购买专业视频制作公司的服务。那么社会团体在与这些制作公司签署合同时，也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社会团体可以在制作合同中约定，制作公司选用素材应当获取素材作者的授权，这样可以降低制作公司滥用他人素材的风险，即便出现问题，社会团体可以要求制作公司承担明确的违约责任。

第二，社会团体可以根据需要与制作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制作成果的著作权归属。一些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可能会问，我委托他人创作的作品，著作权不应该属于我吗？实际上我国《著作权法》为了保护创作者的利益，恰恰做出了相反的规定。该法第19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因此，如果社会团体有必要取得作品的著作权，一定要记得在委托制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成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社会团体。

三、出现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应对思路

一些社会团体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等含有图片社具有版权的图片，但是却没有获得图片社的授权。很容易收到图片社的律师函甚至是起诉状，要求赔付高额的费用。这种情况反映出社会团体平时的著作权管理工作不到位，那么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团体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信力损失。

那么面对图片社的著作权侵权赔偿诉求，我们一般建议社会团体与图片社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目前人民法院对于图片社主张的微信公众号、网站页面等网络文章使用图片侵权的赔偿诉求，支持的赔偿额度一般在几百元的标准。社会团体在面对某个具体的图片社的赔偿诉求时，可以将该图片社的名称输入中国裁判文书网，很有可能可以找到该图片社大量的侵权纠纷判决。那么从中挑选一些时间较近，与本案类似的判决书，与该图片社谈判，作为赔偿价格的参考，一般都会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调解结案。这样就不必由法院出具判决书，公开社会团体作为著作权侵权人的负面信息了。

四、报告撰写等涉及员工和外部人员参与的著作权管理思路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像社会团体这样的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权利人。社会团体在开展工作时，时常需要组织员工或外部专家撰写报告，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做好著作权的管理工作。

我国著作权规定了自然人为完成法人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了特殊的几类情况（工程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作品），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是由作者享有的。因此社会团体组织员工或专家撰写报告，如果对著作权归属不进行约定，那么在著作权权属的问题上很容易产生纠纷。

建议社会团体根据需要考量，如果需要将报告成果的著作权明确归属于社会团体的，那么就与参与报告撰写的所有自然人签署明确的委托创作协议，在协议中约定清楚作品委托创作的报酬，著作权的归属。尤其是社会团体如果受出资方委托，比如政府购买服务撰写的报告，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中明确该报告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出资方。那么社会团体就更加应该采取上述的委托自然人创作协议的方式，明确著作权的归属，避免将来出现纠纷。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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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观点

社会团体如何做好群众性活动意外伤害风险防范工作

8 月 15,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社会团体开展业务活动时，可能需要组织群众性活动。例如，一些体育类的社会团体，可能需要举办足球赛、篮球赛、游泳比赛等。还有一些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可能需要组织志愿服务活动。那么社会团体在组织这些群众性活动时，如何承担意外伤害的法律责任？如何做好意外伤害的风险的防范工作呢？

一、社会团体一般按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上，判断一个民事主体的法律责任，一般采取过错责任的原则。也就是过错越大，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大。至于如何认定过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个方面，按照民事主体所处于的角色、具有的职责进行判断，该主体是否按照正常注意义务要求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例如，对于社会团体组织篮球比赛，那么按照正常的举办比赛的组织者的工作职责，社会团体应当对比赛参与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进行适当的限制，在比赛活动现场，对医疗救护等安全保障措施进行适当的安排，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应该及时组织进行救护。这些职责或者义务，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当然会有区别，法律无法也没必要一一进行规定，但是对于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不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只要设身处地考虑就能想到。那么这些义务社会团体履行得越全面，过错就越低。

第二个方面，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如果规定了活动组织者应当履行特定的义务，那么活动组织者没有履行的，就视为存在一定过错。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越多，过错就越大。例如，社会团体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按照《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的规定，志愿服务有可能涉及意外伤害风险的，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应当为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如果社会团体没有履行前述购买保险的义务，那么法院就很有可能认定社会团体存在过错，进而导致社会团体在志愿者意外伤害事故中承担更高的赔偿责任。

二、社会团体是否可以与参与人约定不承担意外伤害责任？

一些人会问，是否可以让参与人签署“免责条款”，实现所有意外伤害责任均由参与人自负，社会团体作为组织方不需要承担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合同中约定的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无效。也就是说，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通过约定排除，社会团体作为活动组织方，如果被法院认定存在过错，那么不管是否签署了所谓“免责条款”，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免责条款”不仅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而且属于一种典型的“霸王条款”，是一种不尊重参与人的行为。因此我们建议，社会团体组织群众性活动，不要搞类似“免责条款”这样的单方面规避责任的行为。

三、社会团体是否可以利用签署协议、承诺书的方式降低风险？

虽然社会团体不能直接通过签署协议、承诺书单方面免责，但是通过要求参与人签署协议、承诺书，并在协议或承诺书的文本中提示风险、要求参与人遵守安全管理规范，确是一种具有相当可操作性的有效减低风险的手段。

例如，社会团体在组织涉及户外开展活动的志愿服务时，可以在与志愿者签署的志愿服务协议中，着重体现安全提示条款，志愿者应当注意交通安全、用电安全、气象灾害风险，不要搭乘、驾驶非法交通工具和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交通工具（有数据显示很多志愿服务活动的意外事故是驾驶超国标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不要擅自解除不熟悉的电器设备，不要在恶劣天气中擅自外出，不要接近鱼塘、水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不要实施攀高、涉水、剧烈运动等可能造成危险的行为。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应当及时向志愿服务组织者汇报行动时间地点，便于志愿服务组织者进行管理。

对于不同类型的活动，社会团体可以参照上面的例子，举一反三设计对应的安全提示条款。

作者丨王延斌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反食品浪费，企业可以做什么？

7 月 19, 2022 通过 wangyu 0 评论

中国反食品浪费法律政策的发展

近两年或者说近几年以来，我们国家对于食品浪费的问题特别的关注，陆陆续续出台了大量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阶段。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中，当我们想要理解中国法律政策时，我们一定要从一个更加宏观和高度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之下，中国的反食品浪费显得尤为的重要。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甚至不亚于能源的安全问题，尤其是放在现在的大背景之下，涉及到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也好，俄乌冲突的问题也好，都会体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更进一步的，对于国家、中央来说，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如果是一个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就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中国当政者和立法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考量，包括对我们国内的企业的引导和价值塑造，这样思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经常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食品浪费的问题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

第二个背景原因也就是我们经常现在特别关注到的问题，即为双碳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提到了我们的单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问题，在中央的文件当中也非常明确地提到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的变革。而我们在实现双碳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有两端，一个叫开源，另外一个是节流，如何从食品浪费角度减少碳排放也好，本质上就是绿色低碳消费加快提升食品的绿色化和绿色水平。在这样的目的下，反食品浪费是双碳的一个必然要求。以上是我想谈到关于反食品浪费的立法背景。

中国反食品浪费的法律政策的发展过程

从新中国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宪法，1982年的宪法当中第12条也非常明确提到了“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当然，宪法所提到的反对浪费，它不仅仅是反对食品浪费，任何东西浪费也包括其中。所以这是第一个内容，中国反食品浪费的宪政基础。到了2014年的时候，国家有中办和国办的正式发文，提出要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但是这一意见更多的是提到了机关单位，它没有针对于企业提出更多的要求，更多针对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要求进行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这个更多是政策层面的一种倡导性工作。

到了现在，也就是去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一个就是2021年初全国人大制定的《反食品浪费法》，以法治化的方式推进食品浪费的依法治理。关于反食品浪费，它不再是一种道义上的倡导，而变成了法律上的强制要求。在2021年底的时候，四部委又印发了一个关于反食品浪费的工作方案，更加明确了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这是一个立法的大方向。

反食品浪费法一共是32条，从法律的整体的条款来看，更多是一种规范性的内容，也就是要求我们的餐饮的服务企业、单位的食堂、旅游的经营者，以及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等需要遵循的反食品浪费的责任，所以从立法目的上来说，它也非常明确提到了我们要为防止食品浪费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从立法定位上来说，更多就是一种规范，要求不同的企业，无论是餐饮企业、商超还是生产企业，都在反食品浪费法所涵盖的范围之内，这是立法的定位。

中国反食品浪费法规定内容

《反食品浪费法》，所提到的食品到底是什么，浪费是什么？。这些概念我们需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什么叫食品呢？根据反食品浪费法以及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说，食品这一概念是指各种供人体食用或饮用的食物。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审委员会做了一个内部的食品分类体系，包括像饮料、乳制品、肉制品、方便食品、饼干，一共有32类，都属于食品的范畴。所以，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说的话，食品也包括了成品和原料，原料也在反食品浪费法当中所提到的食品的范畴，所以企业在判断自己生产经营的产品是否属于反食品浪费法所调整范畴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标准当中找到定位，从标准中来确定企业所生产经营的产品是否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

什么是浪费？浪费，按照反食品浪费法的规定来说，浪费的法律定义是对可安全食用或饮用的食品，未按照其功能的目的合理使用，包括因为废弃、不合理利用而导致食品的减少或质量的下降。常见的浪费行为包括消费者在餐饮企业里产生的大量剩菜剩饭，以及分发的矿泉水，喝了几口就扔掉等，这些都叫浪费。还比如说有一些储存的环节，储存的设置非常的简陋，遭受了虫害、鼠害和发霉的侵害，这也叫食品浪费，在运输的环节中，在食品的包装、装卸以及运输当中，遭受了雨水的撒漏、污染，或者说野蛮的装卸，造成了这种浪费，这也在法律所涵盖的范围之内。还有食品的加工环节，有一些企业因为精益求精，对食品做了大量的加工，大量的营养成分在粮食加工当中白白浪费掉，在生产某一个产品的时候，这都是常见的浪费行为。当然，也要注意到法律所提到的食品浪费，是针对可安全食用的食品发生上述行为才叫浪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西瓜，它坏掉了，我们把坏掉的切掉扔掉了，这不算是浪费。因为坏掉的部分已经不属于安全使用的这个范畴，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处理掉。但如果说在储存环节没有保管好，导致这个西瓜坏掉了，这叫浪费，这也是反食品浪费当中重点需要大家理解的内容。

反食品浪费法更多明确了不同企业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的责任。概括来看，主要分成对六种企业的要求。

第一，餐饮经营企业的要求。例如，要求餐饮企业建立起食品中采购、存储、加工的管理制度，加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通过员工的培训来减少浪费。同时，也要求对消费者进行提示，要粘贴反食品的标识，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还可以对消费者进行光盘行动给予奖励，对浪费的可以进行一些处罚，包括通过这种技术化手段建设中央厨房和配送中心，科学管理和减少这个过程当中的浪费问题。

第二，外卖平台的要求。像中国的美团、饿了吗这样的一些外卖平台，法律也明确要求，必须在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要适量点餐，要求平台页面向消费者提供食品的分量、规格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等信息，也就是说对平台企业来说，你要做到这些行为，要告诉消费者在点餐的时候，不能浪费的分量是多少、规格是多少、使用人数是多少，这些信息外卖平台都有非常明确的告知义务。

第三，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该采取措施、改善食品的这种存储、运输、加工的条件，防止食品的变质，降低存储运输的这种损耗，提高食品的这种利用率，避免过度的加工和过度的使用原材料，这也都是食品生产企业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法律对于单位的食堂，反食品浪费法所提到的企业本身的食堂等等也有要求，要求建立起健全食堂用餐管理制度，制定防止食品浪费的一些措施，包括进行宣传教育，建立食品的储存、采购动态的管理，根据单位的用餐人数做好合理的采购和配餐，所有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的食堂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第五，是针对网络音视频服务企业的要求。比如说做直播相关音视频和做广告。在广告当中也不能有违背和违反食品浪费的行为，如果有的话，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情节严重的还要停止提供相应的服务，再由网信部门来进行处理和处罚。不仅是网络音视频，传统的媒体也都不能对外发布相关的信息。再比如说一些大吃大喝的栏目，按照目前的反食品浪费法来说，是不允许再上线什么大胃王这样的节目，因为会造成大量的食品浪费。

第六，食品经营企业的要求。比如说商超、超市，法律有要求这些企业要干什么，例如对于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要分类管理，作出特别标识，或者集中陈列销售，这也是对大商超的一些管理要求。所以总体来看，国家也是鼓励行业协会和商会加强行业的管理和行业自律，包括建立行业的标准，加强行业监管和分析，这也都是在反食品浪费法当中所提到的内容。还有是国民法律责任，在这里面我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法律责任和法规是非常细的。

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发改委，商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和粮食储备局发布了反食品浪费的工作方案，由这几个部委共同发布，主要是提到四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推进粮食的节约减损，遏制餐饮行业的食品浪费和加强公共机构的餐饮节约、促进食品的合理利用。简单地把这四个板块内容和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内容，关于推进粮食节约减损的环节来说。它也包括了对于粮食在消费前、在种植前的反浪费要求。这个工作其实在今年五月份，就2022年的5月27号，农业农村部和发改委就专门印发了主粮作物这个机收损失的检测调查。那么农业农村部和发改委共同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针对主粮作物，就是水稻、玉米和小麦这样的主粮作物，在单季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的一个县里头，要专职专门做这种检查和调查工作，看看有没有导致食品浪费产生的具体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方案在去年年底印发以后，在今年是有具体的落地的工作，不同部委根据工作方案开展不同的工作，在于我们的粮食的节约减损环节。国家非常明确说要进一步完善粮食节约的减损的标准体系的建立，也就是说要建立标准来减少食品浪费，但这个标准的范围就很广很宽了，这也包括在2021年的12月30号的时候，国家粮食储备局也发布了一个计划，计划要开展粮食标准的修订和标准样品的计划，对粮食作物的加工、存储以及等等的整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标准进行完善修订，要建立粮食节约减损的标准，这也是国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正式发文，由各个部委涉及到甚至具体到每一个工作的部门和岗位，谁在具体负责这个事情，这也是在推进的工作。

第二个内容主要是针对的是餐饮行业的管理。要完善餐饮行业标准，大力推广行业自律行为，包括开展餐饮行业的效果评估，比如说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它达到一个什么效果，这也是有具体的工作安排。再举个例子来说，今年的七月，商务部就已经明确发文，需要今年有一个立法的计划，主要就是修订餐饮业的经营管理办法，根据2014年商务部制定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按照今年的工作要求，进行修订的主要背景原因，就是要把反食品浪费的内容加入在餐饮行业管理的要求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餐饮企业的话，食品浪费也不再是一种道义性的要求，而是一种法律性的要求。

第三个部分，要求加强对于公共机构的餐饮节约，这主要是对于机关单位的食堂，包括学校等等的一些管理性要求。

第四个部分，就是促进食品的合理利用，促进食品合理利用。同时，也可以建立起食品的需求对接机制，比如说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情况下，向有关的这些社会组织，公益机构来进行捐赠。建立临期食品的销售体系，尤其对于商超是非常的重要，包括提到的在包装上要标识最佳使用日期，保质期等等，这都是非常具体的要求。

接下来我跟大家谈一谈，从工作方案角度来说，我们到底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反食品浪费目标。去年在反食品浪费法工作方案推动的时候，其实也非常明确提到了一个2025的目标，也就是说在2025年之前要完成粮食安全各个产业、各个链条的反浪费目标。对于粮食安全的减损措施更加硬化，更加的细化，更加的实化，要推动粮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同时也要求对于节粮减损体系的建设、标准的建设，以及监测体系的基本建设。

今年是2022年，还剩三年的时间去健全治理和机制，对于光盘行动要深入开展，食品浪费的问题需要得到有效遏制，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社会蔚然成风，这是工作方案当中明确提到的2025的目标。中国政府在建立目标的时候就剩三年的时间了，对于企业来说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企业开展反食品浪费的意义

企业为什么要做反食品浪费？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一，反食品浪费是法律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做好反食品浪费的话，会面临着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虽然从数字来看，按照规定，罚款的金额对于企业来说并不算很大，但是无论是机构还是企业，一旦被行政处罚，其品牌和声誉所遭受到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的巨大。所以，做好反食品浪费不是一个道义性的要求，而是法律当中必然的要求。

第二，做好反食品浪费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无论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是环保，还是说临期食品的捐赠，这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社会对于品牌和公众的期待。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食品浪费也是整个品牌塑造的重要内容，也是公众对其的期待。尤其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说某一个企业的某一个行为有造成食品浪费的话，他所遭受到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企业在反食品浪费中的工作要点

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从法律角度来说，企业在反食品浪费当中可以做什么事情。

第一，企业可以把反食品浪费纳入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从民法典开始，有一个重要条款叫绿色原则，这是2021年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非常新的民事基本原则。

什么叫绿色原则？绿色原则就是要节约、要环保。节约环保，也就是说从整个企业的运营发展而言，需要从战略方面当中要进行高度的重视，所以要将绿色和反食品浪费纳入到整个企业的战略发展和文化，包括在员工培训、企业采购和运营端当中，都要将反食品浪费纳入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工作如果说我们都是从下面往上做的话，这是非常难，所以建议企业这一端要非常高度的重视，将来纳入整个发展的战略。

第二，要具体开展反食品浪费的工作，比如说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改进，减少过程当中的食品损耗，可以考虑这个临期食品的这种打折促销和提倡光盘行动等等。不同的企业根据反食品浪费法的规定和工作方案的内容，针对企业的特点，分别开展不同的反食品浪费的工作，并且要融入到工作里面去。

第三，要将反食品浪费纳入公司运营的全流程，在战略上不仅要重视它，在战术上、工作上还要贯彻落实。比如说在一个企业营销方面，要考虑相关的策划会不会导致食品浪费的发生，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在做一些营销活动的时候，要考虑无论是营销活动还是广告，是否会导致食品浪费的产生。

比如说去年的“泡泡玛特事件”当中，可能营销活动的机制会引导消费者产生食品浪费的现象，所以企业在做产品营销活动策划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策划案不会产生食品浪费的问题。因此，企业要做好先行的预案，建立反食品浪费的处理的机制。

第四，企业要积极参与反食品浪费的测量标准和评估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不仅要做好自身，还要同时完成行业知识建设，这两个内容不是冲突的，它是并列共通的。企业要积极参与反思浪费的测量评估标准的制定的工作，推动行业的发展。我相信，对企业来说，这是必须要去开展的事情。

第五，就是要建立临期食品的捐赠和对于公众的倡导，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担起反食品浪费的社会责任。开展临期食品的捐赠，包括临期食品的这种销售的体系的建立，这都是企业反食品浪费措施当中可以去做的事情。

作者 | 何国科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致诚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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