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设立官办慈善机构、元朝设立医疗救济官，再到明末清初出现了同善会等民间慈善团体……慈善公益事业，贯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在当代，一如任何浩大事业，新中国公益慈善之路同样波澜起伏，曲折跌宕，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而一同发生、成长、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有了新发展。从慈善法的颁布，到公益网络化的发展，再到稳步推进慈善事业透明化，中国正用其独特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公益慈善的厚积薄发。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民战争中，慈善行业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经历了一场严峻考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在这场疫情大考中，我国慈善事业既展现了夺目风采，也暴露了短板，为今后发展收获了宝贵启示。
文 | 程姝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0年8月29日，原标题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后疫情时代的慈善思考》，首刊于《瞭望》2020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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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如何看待我国目前慈善事业的发展？
宫蒲光：慈善事业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不久，就重启新中国的慈善事业。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都明确支持发展慈善事业。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是首个中央政府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专门文件。2016年慈善法颁布出台，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等20多个配套文件和法规。江苏、浙江、北京等省市相继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初步形成我国慈善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政策法制保障。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方兴未艾，形成了多元化、组织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2020年4月30日，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7500个，净资产合计约1600亿元，全国各级民政部门通过“慈善中国”备案公开募捐方案16113份。
《瞭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慈善行业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做法？
宫蒲光：疫情发生后，全国慈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面迅速融入抗疫大局。民政部发出《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1月25日，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时间启动“抗击新冠肺炎，我们在行动”公开募捐行动；1月27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出“凝心聚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倡议。
各慈善组织竭力牵线搭桥、广开善源、链接资源。截至4月23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款419.94亿元，接收10.94亿件抗疫急需物资。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从接收捐赠主体看，慈善会、红十字会和各类基金会接收捐赠占比分别为40.2%、26.8%和22.4%，接收近9成善款善物；从捐赠主体看，国内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占比分别为90.3%、4.7%、1.8%，其中民营企业在企业捐赠中占比59.9%，国有企业占比31.1%。
此外，面对全球疫情肆虐，截至5月4日，中国企业、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对外捐赠超过9.3亿元人民币，各类口罩超5700万只，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情怀和担当。
慈善志愿服务成为抗疫重要生力军。全国有20万名社会工作者在网上义务开通服务热线近4000条，为病患者、医务人员以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生活帮助等社工服务，累计服务200余万人。
各地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管控、防疫宣传、人员排查、隔离人员管理和生活保障、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据民政部统计，各地开展各类志愿服务项目超过35.9万个，参与人员达691万人，志愿服务时间达2.3亿小时，点点滴滴的志愿服务汇聚成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同时，慈善行业坚持依法行善、依规管理，努力做到阳光慈善。疫情初期，民政部发出通知，要求慈善组织依法规范开展慈善募捐，并专门派出工作组赴武汉指导慈善捐赠管理工作。
全国慈善组织依法依规开展募捐备案、信息公开、财务管理，收到捐款尽快拨付，接到捐赠物资及时转交，快进快出、不延滞截留。以互联网作为主要工作平台，做好信息公开，每天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社会公示捐赠收支情况，接受公众监督。并认真做好捐赠款物收支统计，落实好日报、周报制度，充分发挥监事会的自我监督作用，开展自我监督审查，专门制定《捐赠物资计价指引》。这些扎实的举措、规范细致的操作，保障了慈善事业助力抗疫斗争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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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通过此次疫情大考，我国慈善事业还有哪些亟待弥补的短板？
宫蒲光：由于起步晚、基础差、规模小、水平低，我国慈善事业在发展中仍面临困难和问题。此次抗击疫情，也暴露出当前存在的短板，不仅涉及认识层面，也有体制机制、政策制度和自身建设等层面的问题。
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亟待进一步激发。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但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中，政社融合不够，在统筹发挥慈善力量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存在着严管有余、厚爱不足的情况。疫情期间出台的关于慈善行业管理的文件大部分是从严管理的规定，而对慈善组织在抗疫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及时。此外，无论在常态下还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慈善组织都存在义务重而权利少的问题，慈善组织和慈善捐赠者都深感监管严而又严，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有待改善。慈善法出台4年多，全社会依法治善的意识有待加强。但慈善组织在国家重大公共事件应对中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缺乏对慈善组织的统筹协调，使得慈善组织尚存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信息不畅、需求不明、资源配置盲目等问题。此外，与慈善法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有待加强。这次疫情也反映出不同法律条例之间在募捐主体、接收捐赠主体方面规定不一、衔接不够，给管理工作带来困惑。
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力度有待加强。此次疫情防控中，国家出台的许多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政策大多是特殊时期的政策，有相对时限性。虽然慈善法和相关法规对发展慈善事业提出了要求、明确了原则，但还有待相关部门出台具体的政策规定。此外，我国现行慈善激励政策税收政策激励力度还明显不足；从我国税制结构来看，我国尚未开征与慈善捐赠密切相关的遗产税；慈善信托优惠政策缺失，与慈善信托相配套的财务会计制度缺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无法开具捐赠发票、无法进行税前扣除，致使慈善信托在我国发展不快。
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亟需转变，制度性激励力度有待加强。近年来，各地为促进志愿服务，在精神、物质激励和政策优惠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疫情防控中，从国家到地方都没有将志愿服务纳入重大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之中。疫情初期，对志愿服务缺乏统筹协调，志愿服务组织和个人既缺必要的物资保障和安全防护，也少规范系统的指导和统筹协调。此外，各地政府对奋战在一线的志愿者的褒扬、奖励不足。在常态下，志愿服务参与者缺乏制度性物质保障与激励机制，已成为影响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瓶颈。
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和舆论氛围仍需进一步改善。目前我国在慈善理论研究、现代慈善理念树立、慈善文化弘扬、慈善教育普及等方面仍相对滞后。慈善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慈善的理解和态度。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公众舆论对待慈善组织和慈善捐赠者缺乏理解和宽容，又少依法评判是非，动辄施以媒体暴力。一些慈善组织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最大的精神负担是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
慈善组织自身建设亟待加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慈善组织缺少足够的经验和应对的能力：动员不够，宣传手段单一、后续跟踪不到位；机制不全，缺少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社协同机制、慈善行业的协同机制以及信息共享平台；能力不足，应急反应处置能力、专业能力欠缺，与政府沟通不顺畅，救援行动的有序性和时效性较差；信息公开制度执行不力，慈善组织年报信息公开比例不足50%；面对社会舆情，缺少有力、及时、准确的回应，特别是对于“管理费”“变卖慈善物资”等热点，缺乏主动、专业、精准的回答。究其根本，主要是各级各类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欠缺，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管理不规范，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职业素养不够，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和专业人才，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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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慈善事业在战疫过程中有哪些收获？
宫蒲光：慈善事业既在疫情中考验了工作、展现了力量、锻炼了队伍，也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收获了难能可贵的启示。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此次疫情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这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认识基础。首先，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从第三次分配的高度，将慈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其次，改进对慈善行业的监管理念和方式。以鼓励支持、协调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作为监管的基本理念和工作出发点，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增强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科学安排，减少重复检查、重复审计，进一步提高监管部门审批时效。再次，全面落实慈善法关于“国家建立慈善表彰制度”的规定，加大对慈善捐赠者的精神鼓励。
进一步推进慈善事业法治化的进程。加大对贯彻执行慈善法的督促检查力度，增强懂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在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建立由民政部门牵头的慈善应急机制，明确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社会工作等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地位、参与责任、参与机制、动员机制、保障激励等。理顺慈善监管和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与慈善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破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加快推进慈善事业信息化建设。建议国家统计部门建立慈善公益事业统计科目，同时积极推进慈善事业信息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和突发事件应急信息平台建设。
进一步加大对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力度。社会的爱心善意和政府的有效激励是慈善事业稳步前进的两条腿，缺一不可。税收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能激发和带动民间资本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救助事业，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建议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中，增加对慈善捐赠者和慈善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保障激励和必要的财政支持；加大税前抵扣力度，积极推进开征遗产税、赠与税，营造有利慈善发展的税制环境等。同时，也要强化慈善税收监管法规建设，防范税收优惠被滥用。
进一步加大对志愿服务的制度激励力度。建议国家建立以精神奖励和社会优待为主，适度物质回馈为辅的全方位志愿服务激励制度。尽快制定出台《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投入，带动企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对志愿服务的财力支持，解决志愿服务运营管理、活动补贴、人身保险等资金缺口。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场地供给、人才培养、志愿服务组织孵化等手段，保障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
弘扬慈善文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在慈善事业由精英慈善走向大众慈善的新时代，培育慈善文化、优化慈善发展的社会氛围已成当务之急。将慈善概念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大力推进慈善文化和慈善教育体系建设，深化慈善理论研究，培养高层次慈善人才。充分利用中华慈善日、中华慈善奖、慈展会等载体，宣传慈善文化、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积极推进慈善文化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努力营造全民慈善氛围。
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慈善组织应急能力建设，既要建设一支慈善力量常备军，也要建设慈善组织的紧急情况预备队，切实强化自身应急处突专业能力。要完善现代慈善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组织内部管理创新，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透明、高效、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加强枢纽型慈善组织的行业协调动员能力建设，加快培育一批受认可、具备承担行业倡导、行业服务和行业自律能力的枢纽型慈善组织，建立慈善行业协作联动的机制，充分发挥枢纽型慈善组织的行业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力度，增强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公信力。加大慈善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加强与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在项目管理、财务运营、新闻宣传、心理疏导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在职业务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为慈善事业长远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知不足而奋进，望山远而力行。通过这次疫情大考，我们更加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光明，机遇与挑战并存。
本文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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