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格限制专职志愿服务。

实践中专职志愿服务需要志愿者放弃其他工作全职提供志愿服务，从发扬和推广志愿服务角度来说这是有利的。但是，志愿者放弃其他工作，断掉经济收入来源，其生存就难以保障。我们提倡奉献、鼓励志愿服务，但是不能提倡不顾生存的志愿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志愿服务组织招募和使用专职志愿者已经具备了用工的基本特征，倘若具备了用工的基本特征又以志愿无偿为由拒绝支付报酬这也显示公平。如果对专职志愿服务不加以规范或者约束，那么以志愿服务之名行用工之实的现象将会愈演愈烈，这不仅不利于志愿服务的长远发展，还冲击了正常的劳动关系。“专职志愿服务”不加以限制极容易被志愿服务组织滥用。

由于我国尚无志愿服务立法，对专职志愿服务的规定没有国家层面的规定。专职志愿服务散见于地方规定，如《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志愿者组织安排志愿者连续三个月以上专职服务的，应当签订书面志愿服务协议。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草案也采用了《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不妥，极容易被滥用。笔者在提立法建议时明确建议删除。

专职志愿服务应当严格限制，结合志愿服务的实践经验，笔者建议专职志愿服务不应超过三个月，志愿者要求签订志愿服务协议的，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与其签署。

（二）依法认定劳动关系防止借志愿服务之名掩盖用工之实。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志愿服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时，应当根据两者法律关系的构成、特点和内容来认定。对符合劳动关系要件的法律关系认定应当依法确认劳动关系，防止志愿服务组织借志愿服务之名掩盖用工之实。通过司法判例形成一种高压态势，实现司法判例的示范教育功能，防止志愿服务组织滥用专职志愿服务，侵害相对的人合法权益。

（三） 志愿者明确拒绝

志愿服务关系中志愿者有相对灵活、自由的选择权利，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组织招募较长时间专职志愿者的行为可以明确拒绝。倘若志愿者自愿参加的，应当签署志愿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志愿者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保护志愿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防止志愿者服务组织以志愿服务之名掩盖用工之实，也防止志愿者以志愿服务组织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交社会保险主张劳动权利。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基础的志愿者保险，即低保费保基本，鼓励志愿者自己购买，这需要保险公司继续开发推行贴合志愿活动的志愿者保险险种；高风险的志愿者活动，即基础险之外的附加险由志愿者组织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保费列入项目预算，由服务购买者负担。

首先，志愿者自己购买基础志愿者保险。

在有些国家，如美国，由志愿者个人买保险，但这依赖其完善的社保体系和公民成熟的保险意识。这两点，我国尚不完全具备。鉴于志愿者自身有一定的风险判断力，我们应该引导志愿者形成成熟的购买保险意识，这需要一套比较完整的能被普通公民接受的志愿者保险险种。从因此，借鉴团中央推出的基础志愿者保险理念，利用低保费、保基本的特点吸引志愿者尝试购买。志愿者组织在进行安全培训和风险告知时可鼓励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活动时自己购买基础志愿者保险。实际中，志愿者基础保险基本能满足普通的志愿活动风险预防的需求。

其次，高风险志愿活动需要的附加险由志愿者组织购买。

《慈善法》（草案）二稿，第六十四条规定“……慈善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慈善服务前，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目前统一的志愿服务条例还没有出台，截止到2015年6月，有39个地市出台志愿服务条例，在地方志愿服务条例中对志愿者保险有类似规定，总结起来就是“除了个别颁布时间较早的法规外，基本上地方性法规中都涉及到了为志愿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的内容，并将购买保险的责任主体定位为志愿服务组织，但并不要求强制性购买，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需要，为志愿者办理相应的人身保险；但如果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从事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志愿服务的，应当为志愿者购买保险。”例如《重庆市志愿服务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需要，为志愿者办理相应的保险。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大型社会活动、境外志愿服务等具有较大人身伤害风险的志愿服务活动，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由志愿者组织购买保险有法律基础，但是立法没有对购买保险活动进行具体规定。地震救灾、海上救援、反扒窃等高风险志愿活动志愿者对保险内生需求远高于普通志愿活动，志愿者组织购买欲望强烈，所以对这类活动给予特殊规定，在保险险种设计上就体现为，志愿者保险附加险，如果能明确志愿者保险附加险必须由志愿者组织购买，为志愿者购买保险的规定落地将更有可操作性；同时，避免志愿者组织购买基础险交差，也更充分保障志愿者的权益。

完全由志愿者组织购买附加险，可能给一些实力较弱、资金短缺的志愿者组织造成巨大压力。从社会是志愿服务的最终受益者考虑，政府应对购买附加险困难的社会组织给予一定补贴。

再次，政府购买服务的，由政府买单。

如果志愿者服务活动是政府购买项目，则应当将志愿者保险经费纳入项目预算，而不再区分基础险由志愿者个人买，附加险由志愿者组织买。统一由志愿者组织购买，政府买单。这考虑到现实中，有一些志愿活动、如大型赛会，所需志愿数量多，风险发生几率大，这在项目设计和预算时应当考虑。因此，纳入项目预算，由志愿者组织统一购买。

如今，志愿者保险日渐受到广泛关注，团中央推出的志愿者保险，只针对注册志愿者，还有更多的志愿者需要保险的保障，而实现志愿者保险落地，设计合适的险种、确定买单方只是一小步，接下来还有更多操作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坦诚的说，当笔者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内心十分震惊，为李某的去世感到惋惜。笔者近两年一直关注志愿者权益的保障问题和社会组织治理风险的防范问题。如果笔者的研究能够及时公布或者被广泛认知，是否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呢，笔者也有些许的自责。因此，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笔者还是决心写出来。一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学习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二来为广大志愿者提个醒，为诸多社会组织敲敲警钟。三呢，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探讨破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第一，李某与龙泉寺、龙泉寺翻译中心的法律关系如何界定、法律责任如何划分？

从法律主体上来判断，龙泉寺应当是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成立的宗教社会团体，龙泉寺翻译中心是龙泉寺的一个部门，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李某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从李某与龙泉寺、龙泉寺翻译中心建立的法律关系来看，李某应招成为龙泉寺兼职翻译并接受龙泉寺管理，完成其分配的翻译工作，李某提供翻译服务不收取报酬，双方建立志愿服务合同关系。

从法律责任来看，如果李某在提供翻译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的，志愿服务服务组织即龙泉寺是否承担责任应当根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双方签署的《志愿服务协议》来判定责任承担。

从报道的案情信息可知，李某参加的“蒙眼行走”活动不是龙泉寺组织的活动，也不是龙泉寺翻译中心组织的翻译活动，而是翻译中心义工自发组织的拓展活动，既未获得龙泉寺的认可，也未向龙泉寺报备。这种情况下李某与龙泉寺就不建立志愿服务合同关系，李某参加“蒙眼行走”活动坠亡的责任龙泉寺不用承担“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承担的“组织责任”。那么，龙泉寺是否有法律责任呢？从媒体披露的材料来看，龙泉寺虽然不承担志愿服务组织责任但是要承担侵权责任，双方形成侵权法律关系。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龙泉寺是向公众开放的，那么龙泉寺作为开放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就有对该场所的安全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然而，龙泉寺对寺内公众活动的管理及安全保障措施未能防止本案的发生，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龙泉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李某与“蒙眼行走”活动的组织者、其他参与者是什么法律关系、法律责任如何划分？

司法实践中自然人自发组织开展自驾游、探险、攀岩、志愿服务等活动中发生意外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案例也比较多，这些案例中有的活动有组织者也有的没有组织者，有的活动组织者收费，有的活动组织者不收费。各案案情虽不相同，但经分析可知，组织者对活动参与者有义务提供安全保障和合理救助。

“蒙眼行走”活动笔者也曾参加过，活动开始之前组织者会把活动规则详细阐述，告知参与者活动规则和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蒙上眼睛，彼此手拉手，活动期间不能松手，只有第一个人不用蒙眼，后面所有的人都要靠前一个人的手引导及感知来完成后面的行进、转弯等各种动作，最后再回到起点。各参与者回来后，分享各自的感受。这是一个体验彼此信任、通过肢体引导、感知完成团队目标的一个有趣的活动。对该活动的感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之所以讲讲这个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便于大家理解参与者与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

李某参加的“蒙眼行走”活动是龙泉寺义工自发组织的活动，对该活动的路线选择、活动策划、报名参加者的筛选、活动规则的制定与告知等内容应由组织者承担，因此组织者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活动场地的选择不当，活动规则的告知不明等。组织者发起该活动的邀约，参与者针对邀约做出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关系。组织者对该活动的路线选择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李某在“蒙眼行走”活动时坠亡和组织者选择活动场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是相关联的。组织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李某与其前面参加的者法律关系，也应界定为合同关系。李某与其他参与“蒙眼行走”活动的人基于对活动规则的遵守和前后手拉手前行、中间不能松手的要求建立合同关系。既然达成合意，建立契约，那么就要遵守契约规则，履行契约义务。李某前面的人在行进中不能松开李某的手，否则就将李某置于危险境地，李某前面的人就违反了契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李某自己是否有责任？

李某已经去，笔者不愿意谈及她的责任。但是，笔者希望大家抛开感性的取舍，理性的来思考李某本身的法律责任问题。从而在本案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参加此活动的风险应当有惯常认知，应当意识到“蒙眼行走”活动的危险性。第二，李某在活动过程中，脱离前方队员的引领后应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即便违反活动规则摘下眼罩也要保障自身安全，何况后面队员的安全也离不开她的引领。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李某也有一定的责任。

综上所述，李某的生命定格在了27岁，为这一个年轻生命惋惜的同时，也希望在处理李某的问题上各方有所担当，妥善处理。为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出现，笔者谈几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