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观点 | 公益组织如何签合同

公益路上困难重重，风险丛生。运营公益组织就像在大海上驾驶帆船，今天还晴空万里，明天就有可能电闪雷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风险，或者有时我们能感到风险，却不知如何应对。但为了美好的理想和目标，我们仍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与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为各位公益同仁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公益组织要采购一批电脑设备捐给贫困山区的学校，计划从一家小型公司采购以降低采购价格，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电脑的质量没有问题呢？有公益机构招募志愿者，在公共场合开展爱护视力的宣传活动，那么如果活动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公益机构应如何防范风险呢？环保类型公益机构与大型企业合作开展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益活动，那么这种合作会不会被误认为是在替企业进行商业宣传，又会不会遭到民政部门的处罚呢？还有一家大型环保公益机构，他们计划在北京周边沙地上进行植树造林防治风沙，该项目募集了大量捐赠人的资金，那么机构应如何保障该项目的效果，比如种下的树第二年枯死了，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签合同主要看什么

01 看合同的当事人

合同的当事人，即合同开头注明的甲方乙方。关于当事人，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当事人是否有资格签合同。常见的当事人主体资格性问题是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在民法典中规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样都属于自然人，都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但行使民事权利的能力，受到法律限制，因此未成年人需要法定代理人替他决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如要与未成年人签订合同，需要由他的监护人签署或经监护人同意。
与机构签合同时，大家也要注意该机构是否有民法典中提到的民事主体资格，常见有民事主体资格的包括公司、社会团体、民非、基金会、事业单位，这些属于法人，还有非法人组织，例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包括像律师事务所这种专业服务机构，属于可以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大家在判断对方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时，最简便的标准就是看对方是否有法人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合同上写的名称是否与证书、执照上的一致。
对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内设、分支机构，例如某某协会的分会，或是一些没有经过登记自行成立的机构，例如大家自己建了个微信群自称为一个团队，像这些组织签署合同的民事主体资格是存在问题的。《民法典》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法人的分支机构在法人授权的情况下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签署合同，后果由法人承担。但其它如法人的内设机构或未经登记成立的所谓机构是没有能力签合同的。
其次，当事人写谁，就由谁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跟谁签的合同，谁来承担责任。例如，某基金会和陕西的一个公益人士洽谈关于保护母亲河项目的合作，签署协议时，甲方为基金会，而乙方则是这个公益人士控制的一个民非，并不是这个人本人。后来该民非没有履行合同，那么作为基金会只能起诉民非，不能起诉个人。如果民非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比如没有钱，那么最终哪怕胜诉，胜诉的判决也可能无法得到履行，这个公益人士个人在法律上反而没有责任。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在签合同时要注意当事人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这也引出了我们第三方面的内容。
最后，还要考察对方是否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能力。这需要充分获取信息后进行判断。首先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例如天眼查，查询相关主体的涉诉信息、失信信息。也可以查询一些相关新闻，判断该主体运营情况是否正常。更进一步，可以委托专业人士进行调查。例如一个基金会在进行一个资助项目，金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为稳妥起见，在签订资助协议之前，就委托我们作为律师对资助对象进行调查，要求对方提供一些内部管理信息和财务资料，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分析报告，对资助对象存在的问题和情况进行梳理并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建议。资助人通过这个报告掌握了项目的风险，资助人也可以把我们的意见提供给被资助对象，让他们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02 关注合同的背景描述

所谓背景描述，也就是序言或鉴于部分。例如，“为支持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如下协议”。关于合同的背景描述，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两个方面。
首先，背景描述是否明确了合同的性质。例如，公益性质的捐赠和赠与是有区别的，《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让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而公益性质的赠与，即公益捐赠，如果签了合同承诺要捐，就不能随意撤销赠与。因此公益机构在签署捐赠协议时可以在背景描述部分明确赠与具有公益性质。
还有例如公益机构和他人签署借款协议，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行为，很可能因为超出业务范围或涉嫌挪用资金而被民政部门处罚。但如果一个学校的教育基金会，为帮助学校吸引高端人才，与学校聘用的教授签署无息借款协议，那么在协议的背景描述部分明确为公益性质借款，以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为目的，符合基金会章程业务范围。那么这样的背景描述定性对公益组织就是较为有利的。
其次，背景描述还可以固定一些对我方有利的事实。假设基金会和合作方之前签订了资助协议，资助了十万元。但基金会将资助协议弄丢了，那么这时基金会可以与合作方签署补充协议，根据项目进展适当调整协议内容，并在补充协议序言部分，复述主合同的主要内容，那么尽管主合同弄丢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补充协议主张合作项目中的基本权利。

 

03 看权利义务条款

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不同类型合同会有本质的区别，在第二大部分公益组织常见合同类型中，我们会有介绍。那么抛开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总的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的权利义务安排是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对方提供的合同，我们完全有权利提出修改意见、与对方协商，不论机构大小，民法上都是平等的主体。大家签合同时不要图省事，务必看过没问题后再签。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签合同根本不看，遇到问题再提出合同中有霸王条款，非常不合适。
其次，合同的权利义务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违反公序良俗。《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情况在劳动法领域较为常见，比如约定不交五险一金，这种约定在主流观点认为是无效的。再比如一年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能超过两个月，那么如果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超过的部分就无效。当然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和劳动合同还是不同的。一般民事领域常见的违反行政法规导致合同条款无效的情形，是《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的规定，包括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后的免责，以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后的免责，这样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同时，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约定也可能是无效的。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和善良习俗，是我们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关的原则、价值和秩序。例如包养情人的协定，肯定违反公序良俗，不可能拿到法院要求强制履行。因此我们公益组织的小伙伴要注意，协议内容是否有可能在公序良俗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如果存在争议要小心可能存在效力上的问题。
最后，法律已有的权利义务规定，合同中无需重复。合同权利义务的条款复杂程度不等于合同对权利义务的保障程度，经常有一些合同条款与法律规定一模一样，那么从法律角度而言合同里写与不写都没有区别，最多是发生纠纷时拿出合同可以比查法条更快地了解到相关的权利义务。还有就是一些合同条款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约定得更具体，但如果合同过于详细、具体，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灵活度的下降，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在商定合同内容上，同时合同规定过于详细也会使得执行项目时的灵活程度有所下降。一个合同需要多详细多具体需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判断。我个人建议，对于例行常规项目，可以有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以简单为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如果是较为重要的项目，可以将合同约定得较为详细。

 

04 看违约责任条款

对于违约责任条款呢，从我们经验的角度，建议大家关注如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关注违约责任条款中的特殊约定，包括什么情况下单方可以解除合同的特殊约定，如没有特殊约定，法律有默认的合同的违约责任，即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或者继续履行合同。而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是对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我们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如果关于违约责任和单方解除进行了特殊约定，这些约定往往是倾向于提供合同一方的利益的，例如设定了一些标准，没有达到标准则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或算一方违约的。如果我们达到标准有困难，应与对方协商调整合同约定。
其次，是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很多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违约，造成的损失经常不好计算。因此法律允许我们在相关合同中提前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或固定的违约金数额，便于被违约一方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合法、可行、有操作性的保护我们在合同中权利的方式。
当然在约定违约金时要注意违约金不能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就规定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如果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就认为属于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调整的。我们签订合同时也要注意合同是否约定了过高的违约金标准，如果认为不合理也要及时提出调整。
最后，是违约责任中对律师费等维权费用承担方式的约定。我们可以在违约责任约定，如出现违约，律师、保全、诉讼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约定这种条款后，法院判决一般都会支持合理的维权相关的费用。但如果不约定，那么在违约判决中法院一般不会支持我们的律师费。是否约定这个条款，大家可以在签署合同前酌情决定。

 

05 看不可抗力条款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那么关于不可抗力，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两个重点。
首先，要充分理解不可抗力的定义。不可抗力的定义要求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从这个角度看，新冠疫情本身不一定构成不可抗力，如果没有政府管制措施，新冠疫情本身可能不足以对我们合同的履行造成不能克服、不可避免的巨大影响，但是新冠疫情导致的政府管制措施更可能算不可抗力，因为政府的管制措施我们是不能违反的。还有就是不可预见的要求，如果是合同签订时已经存在的不可抗力事件，不能作为免责事由。例如如果在政府已经有相关管制措施时，签订合同，然后说因为相关管制措施无法履行合同，这是站不住脚的。
更重要的是，在不可抗力条款中，我们可以针对一些不可抗力事件提前约定一些风险分担的方式。例如，一个协会组织了一些会员与一个展览公司签订合同，本来计划今年六月在上海举办国际性会展。合同在去年十二月签署，当时并不知道有新冠疫情，今年新冠爆发后，协会就来找我们咨询。当时会展的合同中没有对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分担条款，于是我们就协助协会代表会员单位参与协商，双方补充签订了协议，将六月展览能否如期举办的风险进行了合理分配。因为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国际疫情的发展情况，因此约定，如果预定举办展览前的两个星期国外疫情仍较为严重，展览就可以取消并全额退款，或允许展会参与者将价款转移到明年的展会使用。双方经过补充协商，将不可抗力风险进行了分配，取得了双方满意的成果。

 

06 争议解决条款

所谓争议解决条款，就是约定双方出现纠纷，是提交仲裁还是法院，具体哪里的仲裁、哪里的法院。
首先，争议解决的主场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抛开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对大多数公益机构而言，仅从差旅成本考虑，选择一个较近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也存在客观意义上的主场优势。
其次，诉讼和仲裁是两种常见的争议解决方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是公开性上的区别。诉讼一般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也会上网公开。而仲裁则一般是非公开裁决，仲裁裁决只会发给双方当事人。
第二，是程序流程的区别。诉讼一审可能半年到一年，不服可以上诉，还有二审程序，又多好几个月，之后才到执行的程序。而仲裁则一裁终局，一次裁决出来后可以直接执行。所以一般来说仲裁的流程会更快一些。
第三，诉讼的费用一般比仲裁的费用低一些，尤其在标的的争议金额较低时，诉讼费用会比较低。例如在争议标的不超过一万元时，诉讼费是五十元。而仲裁机构有自己的收费标准，一般起始收费比较高，比如北京仲裁委员会，起始费用是一万七千元，其中一万二千元给仲裁员，五千元给机构。当然不论诉讼还是仲裁都按比例收费，标的金额越大，收费越高，如果标的金额极大，诉讼费用是有可能高于仲裁费用的。
第四，法官与仲裁员不同。诉讼的法官是法院的专职人员，对于民事诉讼的程序及通行的民事相关法律问题较为专业，但对于各行业的专业问题就很难做到全面精通，同时考虑到法官专职的身份，判决书公开等问题，法官在进行判决时会更谨慎。而仲裁员是双方选择的，一般为兼职，本职工作可能是大学教授或行业专家、律师、法官等，因此对于专业领域的案件处理起来会更专业，例如具有公益行业项目特点的案件，可以选择对公益行业较为了解，有公益行业背景的仲裁员，仲裁员基于对专业的理解以及仲裁结果不公开的情况，最后做出的判断和仲裁可能就会比法院的法官更为大胆一些，裁决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总的来说，对标的额比较大、专业性比较强，或者对保密性有需求的，大家可以选择仲裁的方式。比如说一些保值增值的相关投资性项目，专业性比较强，那么在相关协议中可能约定仲裁的方式更好，而对于其它标的金额不是很大的项目，从成本的角度约定法院诉讼就比较合适。
最后，签署合同时可能会出现双方都希望在自己所在地的法院起诉，那么作为折中，我们可以约定双方都可以在自己所在地的法院起诉，实际上是哪家法院先受理，就由哪家法院管辖，作为一种折中的约定，一般双方都不会有意见。

 

07 注意法律效力条款

首先，大家要关注合同的生效条件。这个条款一般在合同最后一页，例如“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时候则是“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且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实践中，确实有法院判决，在合同明确约定是“加盖公章且授权代表签字“的情况下，合同签订时一方只有授权代表签字的，不具备生效条件，合同不生效。所以为了让合同尽可能稳定生效，最好约定加盖公章或签字后都可生效，另外也建议大家在签合同时要求双方都加盖公章，这样如果约定签字或盖章都有效，有没有签字也就无所谓了。
第二，对于已经履行的合同，不论是否签字盖章，都成立。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所以对于这种没有签字盖章的合同，也不能否认合同已经成立。
最后，在签协议时要核查对方是不是授权代表。大家最近也知道了腾讯和老干妈的故事，应该明白核查授权代表的重要性。常见的核实办法包括要求被授权人提供授权主体，例如公司或慈善组织盖章的授权书，或该主体的账户名称的银行账号。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权威的公开途径查询授权主体的联系方式，沟通核实授权代表是否有相关资格。
小结一下，关于签合同看什么，我们为大家一共梳理了七个点：1.合同的当事人，看对方是否有履行能力；2.合同的背景介绍，看是否明确合同性质及重要背景事实；3.合同的权利义务，看权利义务的安排是否合理，不合理的需及时提出修改意见；4.合同违约责任，看是否有倾向于保护某一方的情形；5.不可抗力，是否需要约定某些分担风险的方式以控制风险；6.争议解决，选诉讼还是仲裁，选离哪一方近的争议解决机构；7.合同的生效条件，看是否有埋坑导致合同不能生效的情况，以及授权代表是不是有授权。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大部分。
第二、公益领域常见的合同

01 捐赠协议

包括接受捐赠人捐赠或对受益人捐赠的两种情形。捐赠协议重点看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捐赠财物用途的约定。捐赠财物的用途是捐赠协议的核心条款，捐赠协议一般会要求在约定范围内使用捐赠财物，如超出范围，很可能构成违约，甚至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的情形。另外根据不同的对捐赠财物用途的约定，公益组织得到的财产也会不同，可以是限定性财产或非限定性财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到，对于公益财产的用途，如限制范围等于非营利组织的宗旨目的章程业务范围规定的，实际上就等于捐了非限定性资产。只有限制的范围比民间非营利组织资产的宗旨目的章程业务范围的要求更明确、更具体时，才构成限定性资产。因此如果捐赠人同意，接受捐赠时可以直接把捐赠财产用途等于非营利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那么捐赠的资产就会成为非限定性资产。
第二，是管理费用的约定。慈善法及相关监管法规对公益组织的年度管理费用，根据机构类型不同有具体比例的限制。但捐赠协议中也可以约定管理费用，而且捐赠协议中约定的管理费用是可以比法律法规的要求更高或更低，因为我们约定的是具体项目的管理费用，而不是年度管理费用。只要公益组织确保最终年度管理费用支出占比符合规定就可以。
第三，是捐赠物资的风险分担。这个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可以约定捐赠物资在不同阶段由谁来负责谁来运输，相应风险也就由不同的主体承担。
第四，是捐赠物资的瑕疵担保。《慈善法》第三十六条的要求是捐赠人捐赠的物资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要求。对于慈善组织而言，我们没有法定义务担保捐赠物资的质量。因此在捐赠物资的瑕疵担保方面，慈善组织捐赠给受益人的捐赠物质，我们应该检查物资是否有相关的合格证明，但我们没有必要约定保证捐赠的物资质量没有问题。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产品质量承担保证责任，我们公益组织并不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我们可以配合产品的使用人，从产品溯源的角度，找到可以承担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
第五，是捐赠票据的出具。不论是个人捐赠还是企业捐赠，大多数捐赠人都有开具捐赠票据的需求。《慈善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后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统一印制的捐赠票据。开具捐赠票据时，我们要注意票据中捐赠人的名称和合同中约定的捐赠人的名称应有一致性，否则审计可能提出意见。其次，我们不能不开具捐赠票据。即便捐赠人放弃接受捐赠票据，我们也要开具票据并做好相关记录。
第六，是保密条款。签订保密条款没有问题，但我们要注意保密条款不能与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相冲突。捐赠人有权利要求隐藏身份、不透露名称信息。受益人则一般不能隐藏身份，除非涉及到受益人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等情形，才可以要求保密，不公布相关信息。

 

02 资助协议

即公益组织出资委托其他机构开展公益项目的资助协议。关于资助协议，我们要看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受益人筛选方式，慈善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不得指定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我们可以在筛选方式的约定中加入禁止指定利害关系人为受益人的条款。另外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慈善项目，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讲，受益人筛选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项目管理的内容，可以在协议中进行相关约定。
其次，公益项目的监管方式，《慈善法》第五十六条也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因此我们对项目监管是有法定义务的。那么对于项目监管，我提三个方面。一是项目的监管，建议是持续监管，例如，我们可以要求提交项目中期报告、项目结项报告，事后还可以回访。二是项目的文件管理，要明确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的凭证、照片，各方对于资料的收集、管理的义务等。三是我们还可以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进行约定，例如限制劳务费的使用比例。但我们建议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讲，对于项目实施机构资金使用范围的约定要合理，不能限制得太过于严格导致项目无法执行。
第三，知识产权的归属。很多时候大家都笼统地约定“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或“一方所有”，这没有问题，但应注意知识产权创造过程中经常涉及到第三方的权利，经常是基于别人现有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行创作，所以有可能出现权利的瑕疵，导致我们通过约定取得的知识产权也存在瑕疵。所以我们在知识产权相关条款中，也建议大家约定在创作知识产权中不能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

 

03 专项基金合作协议

专项基金是基金会或者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公益性社团常用的一种合作开展项目的方式，结合我们的工作经验，我们也说一些大家重点关注的建议。
首先，专项基金的名称应有规范性规定。相关监管法规对专项基金名称有要求，应是公益组织名称加专项基金内容描述，最后以“专项基金”结尾。专项基金的名称不能让人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也不能不加“专项基金”。
其次，应约定专项基金财产使用的决策程序，该程序最好包括决策人员的任命选任、表决方式、比例的要求、更换的方式等等。有助于我们更加规范地管理专项基金的财产。
第三，不得冒名开展活动的约定。我们也处理过专项基金的合作方，打着公益机构的名义，与他人洽谈合作，给公益机构带来比较坏的影响。在专项基金合作协议中可以约定，作为合作方，虽然可以参与专项基金管理决策，但不能以公益组织名义对外开展活动。
第四，最好有合作期限。因为经常有一些专项基金长期没有开展活动，处于僵尸的状态，也是不利于我们慈善组织的相关管理的。所以最好在专项基金的合作协议中约定合作期限，到期如果没有续签协议，就可以终止专项基金。
第五，专项基金终止后剩余财产的处理。这个剩余财产是不能返还给专项基金的合作方的，因为作为公益性机构，凡是纳入公益机构名下的财产，就已经属于社会公共财产，也就必须用于社会公益目的，这是社会公共财产属性的要求，也是税务管理方面的要求。接受捐赠后公益机构已经开具了捐赠发票，捐赠方也取得了税前扣除资格，所以我们要保持捐赠所得的社会公共财产属性不变。因此专项基金终止后，我们应将剩余财产用于相同或类似的慈善公益目的。

 

04 公益营销合同

公益营销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开展公益活动的模式，来自于《慈善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们提示大家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公益营销相关企业签署合同应该提前与公益机构等受赠人签署合同，而不是等活动开展后再签署合同。慈善法就是这样要求的，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让公益营销的企业提前与受赠的公益制作协商，有助于更加规范地开展公益营销活动，也体现了对受赠人的一种尊重。
第二，公益营销涉及到参与公益营销的大量消费者，因此有可能与公开募捐混淆，但它们并不一样。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公益营销的捐赠人只有一个人，即开展公益营销活动的企业，而公开募捐中所有参与捐赠的主体都是捐赠人。捐赠人的主体不同导致了公益营销和公开募捐在法律上的区别。公益营销合同要明确捐赠人是开展公益营销活动的企业，不能让消费者产生误解。对于这些参与公益营销的消费者，我们也不能给他们出具捐赠票据，但我们可以让参与的消费者获得一些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励，比如公益达人证书、公益贡献积分等鼓励性质的称号。
第三，公益营销的营销内容不一定是实物，也可以是服务甚至关注度或流量。慈善法对于公益营销的活动内容并没有严格限制。例如某网站进行公益营销活动，下载该网站app，关注公益大使，就可以获得积分，网站则会根据app下载情况捐赠一定金额到公益组织。实际上这个案例中网站营销的就是它的流量。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时代流量是有价值的，获取流量就需要付出成本。再比如某商场与环保类型的基金会合作举办线下环保展览，商场可以通过该活动获得人流量，再捐赠资金给公益机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公益营销，线下环保展览获取流量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经营行为，我们可以把展览流量所得的价值捐给公益机构。
最后，公益营销的捐赠人需要把捐赠情况，即开展公益营销活动承诺捐多少钱，向社会公示，这里的责任主体是公益营销的捐赠人。我们在合同里也可以约定具体的公益营销捐赠人公示的方式。

 

05 志愿服务协议

首先，公益机构招募志愿者不一定要签署志愿服务协议，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但对于一些具体情形，我们建议大家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实际上志愿服务条例最初的草案中规定了两种需要签署志愿服务协议的情形：1.长期性质的志愿服务 2.有可能有风险的志愿服务。因此我们也建议大家，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以及那些有可能会有风险的志愿服务，应签署志愿服务协议。
第二，志愿服务协议中，我们还要关注有没有为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相关证明的约定。这也是慈善法第六十五条的具体要求。我们可以在志愿服务协议中约定一些比较便利的、方便操作的出具志愿服务证明的方式，比如在线出具电子版证明等。
第三，在志愿服务技能培训相关约定方面，慈善法也有相关要求，志愿者接受慈善组织安排、参与慈善服务时应服从管理，接受必要的培训。那么我们在做具体协议条款设置时，可以有一定技巧，合理分配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双方的义务，作为志愿服务机构可以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材料，但志愿者也应当主动地去学校培训材料，例如手册或培训视频，并通过打卡记录证实已进行学习。
第四，安全方面，志愿服务协议中也可以有相关约定，但慈善法对于志愿服务机构和志愿者的安全责任是有法律规定的要求的，简单来讲，对于因为慈善组织或志愿者过错，造成受益人或第三人损失的，慈善组织承担无过错责任，即首先由慈善组织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志愿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志愿者追偿。如果志愿者在慈善服务中因为慈善组织的过错遭到损失的，慈善组织要承担过错责任。最后如果志愿者遭到的损害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慈善组织应给予适当补偿。所以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在约定安全义务相关条款时应注意不要违反法律规定。
最后，法律规定，在进行有可能发生人身伤害的志愿服务之前，志愿服务机构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关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三、民法典带来哪些变化
民法典生效之后，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比，会带来哪些变化，这其中与我们公益机构签署合同有关联的又有哪些方面。

 

01 首先是格式条款方面规定的变化

总体而言，格式条款需要提示和说明的范围扩大了，而无效的情形则有限缩。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如果公益组织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发的是word版协议，这显然有协商的空间，不属于格式条款。而对于重复使用的，例如招募志愿者、实习生时使用的协议，可能就属于格式条款，在签署时是固定的，无法与志愿者、实习生协商。对于格式条款，我们法律一直以来的规定都是对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制定格式条款要遵循公平原则，不能过于偏向于一方。并且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的一些条款。
而民法典中，在“提示对方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或减轻其责任”后面加了“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实际上是把格式条款说明的范围进行了扩大，除了免除减轻责任的条款，还有一些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也需要进行提示、说明，比如对于争议解决的约定，我认为就需要提示了。再比如我们制定招募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协议，要求志愿者参加安全培训，这个培训很重要，影响志愿者的重大利益，对于这样的条款我们也要明显提示到志愿者，让他尽可能主动履行相关义务。
原有合同法及解释中也规定了某些情形下格式条款可以无效，例如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如果免除或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时，格式条款无效。而在民法典中，给这一条加了一个定语“不合理地”，变成了“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实际上有所限缩。当然原来在法院实践的判决中，也有一些对类似条款是否合理的考量，但民法典将应判断这些条款是否合理作为要求明确提出。所以我们公益组织，在制定格式条款时，不能不合理地免除公益组织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02 情势变更的适用范围的变化

情势变更原来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有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按原来的规定，如果存在不可抗力造成，就不能构成情势变更。而民法典删掉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段话，也就是说民法典生效后，不可抗力造成的也可以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
那么什么是情势变更呢？如果出现情势变更，继续履行合同对其中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影响一方可以与另一方协商变更修改合同。如果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当然是否同意需要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决定。
可以看到，情势变更实际上是不可抗力的一种扩展。不可抗力相对而言更容易实现合同责任的免除，而情势变更中是要求当事人双方协商或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定。也就是说大家商量着来，给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一方提供一个机会来调整合同相关约定。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加深理解，首先是不可抗力，例如，原先公益机构签订协议要上映一个公益纪录片，因为疫情影响，政府禁止电影院营业，电影无法上映。这种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应按照不可抗力相关规定，看是否可以免除公益机构履行合同的义务。
对于情势变更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某个民办医院，需要制作的某种汤剂的原料是从新发地市场购买的。因为疫情影响，政府封闭了新发地市场，这个民办医院虽然仍可以买到材料，但要花三倍以上的成本，从这个材料的原产地购买，那么如果按照合同继续履行，该医院就可能严重亏本，对该医院不公平。这是不可抗力造成的，根据我们民法典的新规定，就有可能涉及到情势变更，与对方协商调整合同约定，民办医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调整合同。

 

03 绿色原则的体现

民法典规定了绿色的原则，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倡导作为民事主体不论从事什么样的民事活动，都应注意保护环境。作为公益组织来讲，我们更应该带头履行绿色原则。在工作过程中，我也见过一些公益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例如一些公益组织在开会时喜欢打印特别多的会议材料，而且还单面打印。我们应倡导电子化的办公方式，事先就把材料发到大家的电脑当中，这样会议中需要修改的内容也可以直接在电脑中进行修改。还有就是少用一次性物品，比如开会时大家经常会提供瓶装水，我们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饮用水杯。包括公益组织执行公益项目时也需要注意履行绿色原则。
在民法典的合同编中就有体现绿色原则的规定，属于后合同义务。《民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其中旧物回收是新加入的。那什么叫后合同义务呢？即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我们仍然要遵循的后合同义务的要求，例如合同里如果有约定保密条款或法律有相关规定，该保密的我们还是要保密。新民法典中则加入了旧物回收的义务。那么对于公益组织而言，例如我们进行了公益宣传活动，项目结束后，不论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对于活动中出现的物料，可以妥善回收再利用的，就要妥善回收再利用，产生的垃圾废物也要妥善处理。当然合同里如果有相关具体约定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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